第五個現代化：中國從傳統尋醫問藥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多維新聞》曾發表多篇評論文章來解讀該全會的一個重要提法，那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彼時《多維新聞》將其總結為這是繼「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第五個現代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習近平對於治理的強調以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追求也有目共睹。可以說，要想理解中國自十八大以來的變化和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總思路，第五個現代化是繞不開的關鍵字。
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香港01》重新刊發《多維新聞》十年前有關「第五個現代化」的舊文，以期給各方理解中國和習近平提供一把鑰匙。
此為系列文章第二篇。
2013年或許有感於蘇聯僵化的政治體制的危機，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欲重構國家治理體系，並開始從中國數千年政治文明積澱中尋求給養。數千年中國歷朝歷代不但形成獨有的政治倫理，而且建樹完備和高度的政治制度文明，至今遺音猶在。當今中共號召民族復興，拋棄歷史虛無主義、「存亡繼絕」，刷新政治，傳統政治尤其應有其地位。
習近平調動傳統文化復興
建政之初，中共在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模式上斟酌損益，奠定當下的體制格局。但政治僵化、官僚作風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危機，中共領導人曾在多種場合警示人們汲取蘇聯亡國亡黨的教訓。與此同時，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武器的意識形態滲透，試圖摧毀中共一黨執政的「幽靈」始終在其頭頂盤桓。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共在傳統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僵化體制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兩種模式的「夾縫」中可以騰挪轉移的空間日益逼仄。因此，它迫切需要進行突圍，尋找到一種出路，鞏固其執政根基。
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錢穆在自己的《國史大綱》中曾說過，「國家本為精神之產物，每個民族在自我身份認同遭遇迷茫與惶惑之時，追溯過去的偉大與傳統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行為。」而此論映射至國家政制層面亦屬確當，中共雖然脫胎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政黨，但根植中國數千年故土反求諸己的自覺與覺悟應該是必然的。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力推傳統文化並將其作為「三個自信」理論支撐的個人理想逐漸清晰。2013年8月19日，中共一次至關重要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要求各級宣傳部門「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有著深厚歷史淵源」，「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積澱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而習近平本人平時的引經據典，參觀孔府展露對《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的喜好，拜訪北大國學大師湯一介等等，更顯現其對傳統文化的看重。
而習近平在推行傳統文化上的不遺餘力，顯然有意吸收中國古代政治智慧和典章制度，傳統正成為中共反擊西方普世價值、奠定根基的最可靠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共在2013年召集的重量級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拋出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即所謂的「第五個現代化」，意圖為重新釐定當下中共的統治策略以穩固統治，其中的邏輯關係已判然分明。
融匯傳統與現實政治 中共政治制度模式新思路
在習近平向傳統「招手」之前，其實經歷「文革」破四舊等歷次政治風潮的打擊，傳統儒家思想劫後餘生反有復蘇態勢，致力於打通中共現實政治與中國數千年政治傳統的新儒家異軍突起。他們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之於西方文化的獨立價值，在左右派對峙的光譜與坐標中佔有一席之地。
其中的代表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姚中秋在2013年出版的《國史綱目》中，意圖將儒家傳統的統治思想融入中共現代政治模式中，並釐定其中的邏輯關係，在自由主義思想盛行的背景下為中共統治另辟蹊徑，接續「道統」開拓「治術」。而中共喉舌近期在反擊西方民主體制、梳理中共政治模式的同時，也刊發了積極探討類似問題的言論。比如，《人民日報》海外版6月12日刊發國立新加坡大學教授鄭永年的《開放、競爭和參與：實踐邏輯中的中國政治模式》一文，立意證明中共既不同於列寧主義政黨，更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政黨。「中國的政黨和西方政黨所包含和傳達的文化含義非常不同。中國近代政黨概念來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國，這個概念就逐漸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並沒有多黨政治的傳統，多黨競爭在中國缺乏足夠的文化土壤。傳統皇權和現代黨權具有相似之處，但現代黨權具備傳統皇權所沒有的特點，那就是，現代黨權具備開放性。」
事實上，中國歷朝歷代不但形成了獨有的政治倫理，而且建樹完備和高度的政治制度文明。上述《國史綱目》序言稱，「立國之道，在乎兩端，一為政統之確立，一為治道之完善，兩者交相為用，一體兩面」即指此二者。而具體到中共，則體現為執政合法性原則以及執政制度完善。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曾以此樹立數千年綿延不斷的傳統儒家「民本思想」，此後「得民心者得天下」則可看作最樸素的群眾觀的概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的規勸，歷朝歷代的官逼民反從來都不曾只是一句戲言。「民為邦本，民固邦寧」，這也是為何習近平一旦確立黨政軍地位，便發起一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而以此政治倫理為原點，中國傳統儒家形成對統治者「內聖外王」的角色要求。君王既是權威的化身，也具有教化萬民的道德優勢。具體而言，在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大一統格局後，歷代統治者皆陳陳相因，將化育萬民收拾民心作為要務。而實際上，中共建政至今歷經四代領導人，現實紛繁造成當下社會思想多元、左右紛爭擾攘不斷的局面，中共正式拋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內在邏輯顯而易見。
而且，中國傳統文化絕非儒家之天下，春秋戰國時期作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醖釀了後世取之不竭的政治思想資源——法家代表韓非子宣揚治國理政當兼收「法」、「術」、「勢」之長，其中非常時期動用非常權力，對中共當下集權力推改革破局顯然有所啓迪；而國際時局紛紛擾擾，中美博弈亞太更被視為春秋戰國合縱連橫的又一次演練，多維新聞在之前引述觀察人士判讀，認為無論是美國背後暗挺日本、菲律賓、越南，還是中國聯手俄羅斯、實際推動南海控制權，事實上都不過是重復當年縱橫家的手段，中共應有更游刃有餘的掌控力。
而後者則為「器」。在若干制度設計上，中國數千年「治道之演進」留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撮要言之：其一，權力制衡，監察體制的完備。姑且勿論「三代」，秦始皇建立中國歷史上首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之時，便明定「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監察、軍事大權，經隋唐演變為三省六部，中經各朝代斟酌損益，唯有相權因為對君權構成威脅被不斷析分，以至於清代徹底廢止，形成了較為穩固的分權制衡態勢。
其中，中國歷史上的監察體系之完備更屬罕見。中國古代擁有完備的巡視制度，包括帝王親自巡行或遣使巡視地方，中央監察機構如御史台、司隸台等下派刺史、巡按等探知地方官員行跡，防止地方官貪污腐敗、結黨營私。而掌管糾劾百官大權的監察系統官員也往往手握「尚方寶劍」，享有「以下乾上」、密奏直達天聽等種種特權。目前，王岐山領銜的中紀委正在中共當下政治體制中不斷強化監察體系的作用，其中若干細節顯然得益於中國傳統政治監察思路，諸如大規模擴充巡視力量、強化紀委系統的獨立性等。
其二，選賢與能，科舉制度一脈相承。中國古代人才選拔制度起初為察舉制，盛行於兩漢至南北朝，士族走向沒落、庶族崛起時的隋唐科舉制取而代之，此後明經、武舉開科，糊名法等形制演進，大大便利封建社會統治基礎的拓展。20世紀初，科舉制在清王朝灰飛煙滅前壽終正寢，但考核制度如今在各國各領域蔓延，現代社會公務員的選拔制度即是從科舉制間接演變而來。與之配合，中國傳統還輔以銓敘、考功等程序，確保了「賢人政治」的典範。而今，習近平在執政兩年多以來也逐漸透露自己的用人思路，德才並舉，尤其是以德為先，不得不說與中國數千年「以吏為師」強調官員的道德優勢有關。
其三，中共數十年執政，期間制度建設也幾經斟酌損益。除去上述犖犖大端外，個中細節也不排除得益於中國歷史傳統經驗。譬如，「一國兩制」被視為鄧小平用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此後拓展至香港、澳門問題）的創見。然而事實上，遼代可被視為中國歷史上實行「一國兩制」的標桿。彼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吞併渤海國建東丹國，仍襲用農耕社會制度，此後「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遂成慣例。再比如新疆建設兵團，至今仍為習近平倚重，認為「屯田興則西域盛，屯田廢則西域亂」，的確直接因襲了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固守邊陲、徵調軍民戍邊的歷史傳統。而這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三國曹魏政權採納棗祗等人的計策，發動軍民耕種國有土地迅速穩定戰亂，擴充實力，為司馬氏統一全國奠定根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要而言之，中國數千年文明積澱，其中的政治傳統絕非一文不值。中共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奉為不變信仰，但究其根本始終要植根於傳統文化的土壤中。不過，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中國傳統文化早經數代人批判反思，中共欲跳脫自身所面臨的危機，雖身處「聚寶盆」中也需要仔細檢量，揚長避短，融會貫通，方才有汲取傳統政治文明有益成分、開拓別樣洞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