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重建中國 · 四 | 重建國家治理體系　推進「第五個現代化」

《多維新聞》十年前有關習近平喚醒中國的評論被內地多數主流媒體頭條轉載，《環球時報》發表社論質疑外媒政論文章為什麼在內地廣為流傳，無數人在微博轉發。今天不再有人懷疑《正在喚醒中國的習近平》文章的預見。

習近平首先被各方關注是他雷霆萬鈞的反腐運動，在《喚醒》文發表之前，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逮捕，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已經收監，一批省部級幹部鋃鐺入獄。幾個月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各項重大改革，號召推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多維新聞》認為毛澤東是人民相信的革命家、鄧小平是人民相信的改革總設計師，習近平是人民相信能夠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完成民族復興的政治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是習近平新時代的政治宣言，今天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會是中國發展的又一里程碑。延續《多維新聞》的傳統，《香港01》為兩次重大意義的三中全會十年之間的政治歷程準備了八篇評論文章，為了解這次全會提供說明。以下為正文。

《孟子》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這裡的「規矩」在國家範疇層面，就是指國家法度，系統地應用於國家治理就是國家治理體系。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國家就無從談起，沒有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國家就無從談起。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毫無疑問國家治理是他的核心思想，也將會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名片。

治理體系的國家意義

國家治理是什麼？國家治理是確保所有公共行為有效跟隨國家價值指引，適度高效利用社會資源，在符合價值要求的前提下完成人民委託的任務。當價值是指社會穩定，治理就是建設司法體系，維護法律的尊嚴和人權得到保障，確保破壞穩定的人，不論這是內在或外來威脅都能夠被制約。當價值是指發展生產力，治理就是建設科學的生產體系，為社會高效提供物質產品和服務，保證人民過上幸福生活。

國家治理的現實形態是什麼？法律、政策、制度、決策流程、處理矛盾的機制、產業規劃、資源配置方式、人才培育、社會組織動員、社會安全管理都是治理的具體內容。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治理必然是指善治，也就是好的治理。善治就是指國家治理必須約束權力濫用，特別是政治和司法權力，治理強調依法治國、公平協調各方利益，保證權力的合法合理運用。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本質上是一種「秩序」，「秩序」的最權威體現就是制度。

歷史地看，資本主義所以比封建主義先進，就是因為它以資本規律為秩序內核建立了一套比封建社會更有效的生產力體系，也解放了過時生產關係對人的約束。社會主義所以比資本主義先進，是因為它能克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以社會主義秩序內核為基礎建立的治理體系比資本主義更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把人從資本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從中國的情況看，中華文明所以能數千年不湮滅，是唯一連續存在的文明，關鍵原因是它有著比同時期其它文明更綿密有效、更以人為本的國家治理體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近代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再次彰顯了治理體系在國家層面的根本性意義。中國共產黨走過的百年歷程，就是以制度建設推動自身建設，進而推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

毛澤東領導中國建立的國家治理體系，從根本上扭轉了近代中國政治落後、制度落後，國家被人欺淩，人民遭受欺壓的命運，顯示出了強大治理效能。鄧小平實施的改革開放則是通過對國家治理體系調整，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之後重建的國家治理體系也經受住了歷史檢驗，展現出了強大效能，讓國家根據新發展理念走上科學發展道路。

百年大黨的世紀難題

國家治理體系雖然重要，但卻不是所有國家都具備意識與能力把它建設好、維護好。回顧共產黨執政七十多年，雖然中間遇到過不少困難，但總體而言無論在治理體系建設還是治理能力修煉上都持續進步，展現了對治理的關注。改革開放更是徹底改變了數百年來一直困擾中國人民的貧窮問題，把中國發展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中國崛起、民族復興打下了堅實物質基礎。

共產黨雖然成立超過一百年了，連續執政也超過七十年了，百年來，無論世情、國情、民情還是黨情，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深刻變化面前，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人民對美好生活不斷提升的需求、在新國際格局中定義自己的角色、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未來承擔大國責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裡，習近平提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資本主義千瘡百孔，社會主義在多方面展現出解決人類發展的優越性，中國的成功不僅顛覆了人們幾百年對西方現代化的迷思，完成了對西方的祛魅，吸引了很多全球南方國家的關注。在社會主義的考場轉移到中國的今天，中共能否通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為全球治理做出貢獻，創造可參考的社會主義樣板，這是它的時代考驗。

習近平的起手式是改造中共

在國家治理體系重建中，習近平首先要解決他上任之前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困局，他以「全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為起手式。為了「全面加強黨的領導」，習近平重建了高層權力體系、決策體系與倫理關係，強化思想教育和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成立了包括統籌重建國家治理體系在內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後升級為「深改委」）等數個重要領導小組並親任組長，又以卓有成效的反腐敗工作贏得民心，迅速成為中共黨內自毛澤東以來最具權威的中共領袖。

顯然，如果不先加強黨的領導，重建國家治理體系的工作根本無從談起，這也是為何中國共產黨領導被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的深層原因。過去一百年，中共也用行動證明它不只是與中國人民的價值觀一致，對國內及國際局勢有著清晰洞察，有能力和方法達到目標，無論是在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事實證明它是勝任的政黨。既然如此，確立中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自然而然的。

中國人重視社會穩定，不習慣用意識形態約束自己，中國人對中共歷史上的錯誤深有體會，但它不會因此而否定它在革命、建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巨大貢獻，中國人認為政府的工作就是治理，因為大家已經將治國理政的權力委託給中國共產黨，如果它不勝任，就會有另一個共產黨替換他。當習近平提出自我革命作為治理興衰周期律的第二項保證，估計他很明白人民心裡所想的，事實證明中共體內擁有自我革命的基因。這樣的政黨在全世界都還沒有找到。此外，中國共產黨作為全球最大的執政黨，它在中國排他性的領導地位、所具有的群眾基礎，也是世界上任何政黨都不具備的。

「第五個現代化」

自鴉片戰爭以來，現代化一直是中國人對國家發展和治理轉型的統稱。新中國成立時，物質的現代化就是人民的樸實追求。習近平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是物質意義的，就像中國式現代化，它是超越器物層面的現代化，也是更不容易認識和實現的現代化。為了讓大家更好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意思，我們稱其為「第五個現代化」。

習近平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他在報告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中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進行系統的、重建式的規劃，提出了336項改革內容，震驚中外。這些改革措施集中體現在制度變革和創新上，在一些基本制度和理論問題上取得了全新突破。然而，人們一直追問他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如何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繫。

對於這個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的民族，任何改革都無法迴避它龐大身軀的現實。中共雖然是在八大提出四個現代化，但人們無法體會它的迫切性，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卻觸動了人們的靈魂，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建設征程。習近平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是回應時代的追求，他要從本質意義上拓展改革的廣度和深度，為改革提供超越時代和有著範式轉移意義的現代化想像。

根據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準，生產關係必須進行適應，否則它們之間的衝突可以破壞社會的穩定，反過來，生產關係的變化同樣具備發展生產力的動能。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不久之後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鄧小平在文革之後提出的改革開放，習近平的深化改革，都是在特定生產力發展水準，通過調整生產關係推動生產力實現更高層級的發展。第五個現代化、新發展理念、新質生產力、中國式現代化都是這種認識在不同領域的理論成果。

組織和機構設置的改革

以實現「第五個現代化」這一總目標為牽引，中共在十九大對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要求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明確職責，習近平親自擔任檔起草組組長，稍後的三中全會專題研究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問題，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隨後習近平主持召開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題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從13個方面總結了中國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出了全面安排。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圍繞國家制度建設，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主題召開全會，說明國家治理體系重建在習近平改革中的分量。

當人們以為機構改革已經告一段落，中共二十大再次對深化機構改革作出部署，包括在二中全會上審議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之後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批准了根據《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形成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無論是理論意義的系統重建，還是具體組織和政策的調整，都不難發現一個底層邏輯，即這些國家治理體系改革都體現了習近平以「治國理政」作為執政主軸的理論自覺與行動自覺，無怪乎他作為中共總書記的主要著作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和以往的改革相比，習近平的改革不是從下到上「摸著石頭過河」，而是結合頂層設計，通過試點檢驗再全面鋪開。

作為一個具備豐富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作為國家治理的理論基礎有著深刻認識。他同時還將國家治理重建與中國的具體實際、與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性範式轉移相結合，具有明確的問題導向，在扎實立足於國內改革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調整，使全球治理體繫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

從民主到治理

根據西方對政治及政府角色的標準，習近平領導的國家治理體系重建恐怕算不上「現代」。因為歷史原因，西方政治對政府抱有不信任甚至對立態度，認為一個強大全能政府不僅侵蝕個人自由，還可能走向獨裁，成為少數暴政。從西方的視角，習近平進行國家治理體系重建很可能是向專制甚至獨裁的回歸。

中國人沒有這種扭曲認識，政府和人民從來都不是也不應該處於對立狀態，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單靠個人力量無法應對頻繁爆發的自然災害，各種外敵入侵，甚至資本的覬覦，必須通過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中國很早就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治理體系，它是集體主義文化，國家是最大的政治集體，政府則是國家治理的具體化。

中西方兩種不同政治文化衍生出了不同的治理認識，西方認為自由民主是對國家權力有效制約的方法，進而把自由民主神聖化、意識形態化，是絕對的政治正確。中國在長期政治實踐中把政府作為一個可依賴的物件，衡量的標準是要政府實現善治，對抽象的自由民主不那麼熱衷。治理的提出有助於人們擺脱從單純的權力結構看政治，可以讓權力從政治性質向具體手段退卻，讓權力與經濟、法律、道德、自治等制度一起成為維持秩序的工具，擺脱權力的專制，實現社會的現代化轉型。

自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它將自己形塑為自由民主的象徵，將社會主義制度打上專制暴力的標籤，以民主和威權的二元對立來劃分世界。中國人不排斥民主，但是也從來不迷信民主，不相信選舉能解決一切問題。習近平對此有著嚴肅的思考，他勇於破解西方的迷思，從制度自信的角度推動討論。現代社會需要的是治理，它是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徵與迫切需要，不是封建專制或民主選舉的權力政治，人類社會不同制度的競爭應該是治理的競爭。如果中國不能跳出西方民主與威權的敘事，不斷回答西方的詰問，不僅會失去話語權和議題設定能力，更會延誤人類社會改革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

習近平思想為什麼能夠針對世界政治論述進行話語重構，關鍵就是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政治理論，它不僅讓中共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贏得了主動，更有助於跨越政治紛爭，將中西方制度競爭抽離虛幻的民主自由，轉而聚焦於治理和發展上，將政治從民主時代帶入治理時代，將國際關係的鬥爭性轉化為協同性。這既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實踐，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