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社工．倡議（一）】駐校社工談青少年問題：我們像接波小丑
「青少年問題」成為近年社會各界愈趨關注的焦點。家庭關顧功能減弱，教育制度改革緩慢，孩子們身上滿是社會問題的縮影。中學社工作為青少年成長的同行者，承托住學校和家長的期望，卻囿於制度的桎梏和不合理工作負擔，從守門員的角色滑落，「年輕人受到的壓迫，有時並非我們社工處理得到。」
社福政策與社會制度層層相扣，當政策不隨社會需求改變，當制度缺少前瞻性的規劃，政府的服務永遠只能處於「撲火」的狀態。因兒童自殺數字及虐兒率上升，政府終於擬推於2018/19學年增加撥款資源，在小學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相較之下，中學「一校一社工」政策推行18年來始終未有徹底檢討。孩子們的成長路愈走愈窄，需要的是抗逆力還是聆聽陪伴？中學社工作為青少年成長中不可缺少的安全網，為何漸漸變得有心無力？社福政策應如何改革，才能托住下墜的孩童與背負生命的社工？
本文為中學社工專題第一篇，從前線中學駐校社工的眼中，體會青少年成長路的困境。
【中學社工】倡議專題
一. 駐校社工談青年問題：我們就像接波小丑
二. 【中學社工．倡議（二）】「一校一社工」不合時宜 須加駐校社工
1. 青少年面對的困境複雜化 教育只有一條路？
2017年10月，包括學童、立法會議員、防止自殺聯盟、家長聯盟等團體在內一行數十人，手持寫滿日期的黑布，赤足遊行。這幾年，「自殺潮」、「抗逆力」、「正向教育」幾個詞不斷縈繞社會，引起群情激憤。青少年自殺，虐兒事件佔據媒體版面，已然成為社會隱隱的傷痛。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香港24歲或以下的青少年自殺個案多達69宗，15歲以下、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個案數字，較2015年都有上升。在以年齡劃分的自殺數據分析圖中，青少年的曲線明顯上揚。而社會服務聯會最新調查指出，在2016/17年度由中學駐校社工跟進的29,726宗個案中，近6,000宗屬於精神健康，逾2,300宗為自殺問題。
刺眼的數字讓政府開始正視「青少年問題」，2017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於2018年中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亦升格為青年發展委員會，並由政務司司長負責。回顧2016年，為應對漸長的自殺數字，「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隨之成立。委員會於2016年底發布的分析報告指出，學生自殺行為由複雜因素互相影響而成，包括精神健康、家庭／朋輩、學業壓力等。
青少年問題複雜化，成為幾位中學駐校社工的共同感受。
Riva從事社會工作15年，做過小學社工與家庭服務的工作，目前為一間band 3學校的駐校社工。從前的工作經歷讓Riva尤其重視家庭視角，在他看來，理解青少年面對問題前應先分析家庭情況。對於社工而言，一旦接到個案，不僅會同學生傾談，還會通過家訪了解家庭環境。
Riva喜歡與人聊天，也善於與人交談，他總有辦法逗孩子開心。但他發現，有時候在學校與學生交流完，他們看起來開心多了，應聲答好，但第二天返學又是哭紅了眼，原來是因為父母離婚。「我怎麼能令到孩子開心？我只是讓孩子離開房間的時候不那麼傷心。(問題) 源頭不是我，不是學校，是父母。」
若然失去家庭的支持，回到學校可能又會面對另一重壓迫。自從進入教育系統，孩子們的人生似乎只有一種勝利目標，學校的競爭氣氛、社會對學歷的要求、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全都捆綁在孩子身上。Riva認為，「讀書焦慮，就是社會認為不讀書沒前途。為什麼？你進不到好的大學，好的科目，找不到好的工，你就沒有未來，買不到樓……」
社會瀰漫競爭氣氛，教育似乎僅剩一條路可走——在考試中取得高分，為未來奠定基礎。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中學生抑鬱焦慮狀況調查」數據顯示，2017年呈抑鬱徵狀的學生人數達到過往六年新高53%，其中有25.2%學生呈現高焦慮徵狀。而最多的焦慮來自學業和考試壓力，有22.3%的學生壓力來自文憑試，其次有17.8%有學業壓力，14.6%認為有前途問題。可見現時學業負擔已成為引發情緒問題的最大觸發點。
與Riva同為「社工復興運動」成員的Penny，已是有六年工作經驗的中學駐校社工。他向教育制度發問：「教育制度是不是令學生相信，知識就可以改變命運？老一套的觀念，對他們是不是還有效呢？讀書成績好是不是等於有好工，有前途，生活無憂？這些方程式對現在這代人已經不是一個等號，而是問號。」
2. 匱乏的生命教育 如何養成抗逆力？
學童自殺引起群情洶湧，「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針對過往三個學年71宗小學、中學及大專學生自殺個案，於2016年11月提交報告。然而結論卻寫道，結果並無顯示學生自殺的成因源於教育制度，引起眾議。儘管如此，無論是委員會成員還是政府官員，仍表示願意檢視教育制度有關部分，並加強支援和保護青少年免受自殺風險影響。
提倡保護學生，政府所考慮的方式是提升學童的抗逆力。回應從2014/15學年開始湧現的自殺潮，衞生署於2016年1月推出實行三年的全港性心理健康推廣計劃「好心情@學校」，由優質教育資金提供每間學校200,000萬元撥款。在這項針對學生、教師和家長的計劃中，其中一個關鍵目標是提升學生的「正向思維」，以解決的在人家關係、環境適應等方面的問題。
學生問題是否源於抗逆力不足？Penny對此有所質疑，他認為政府以年輕人抗逆力不足來解讀學童自殺的現象，因此增加「好心情」等支援計劃來處理問題。他續指：「這個可能是他們（政府）的解讀，但我們的立場是，到底是不是年輕人抗逆力不足，於是引致他們要走上自殺這條路，還是環境上逼到他們無路可逃呢？這些事是我們覺得政府要深思熟慮的地方。」
Florence從事駐校社工工作半年，儘管只是一名新人，對於生命教育有一番體悟。在她看來，學校提供加強抗逆力的「好心情」活動，未必真的有所成效。例如在學生放學期間組織活動，「這完全不合理，如果對於一個有情緒狀況的學生，放學後他會寧願離開學校，而不會花一個鐘的時間做手工。這根本不會解決到壓力來源。」Florence曾同學生交流參加講座的感受，學生卻不會投入活動中，只當做睡覺休息的時間。她認為，這些活動背後的問題，是沒從學生角度出來來思考如何幫助學生，「不僅要站在學生角度想問題，連形式都要接近年輕人的喜好去設計。」
「即使在主流的學生，學生基本都在讀書。真的希望社會變好的話，要有生命教育，一代人傳一代人，社會才會改變。就算弄很多活動都好，都不僅要學生留意一個層面，要接觸多些社區的事，去認識社會有不同層面的人。」Florence會與學生一起參加真人圖書館的活動，希望幫助孩子們打開眼界，「他們的成長不只是成績，還應在這些過程中有所改變。」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兒童及青年服務總主任姚潔玲指出，「不是說抗逆力不好，而是要看抗逆力如何建立。」她強調對於青少年而言，抗逆力的養成需要通過和他人建立關係和培養成就感，「我們說的抗逆力，好像變成教育課程，只看個人素質的有無和高低，而不去看建立抗逆力的工夫做得夠不夠。」
3. 「我們處理的只是表象問題」 孩子們需要的是聆聽與陪伴
「我會這麼形容，有時我們處理的可能是洋葱的表面那層，但層層剝開的時候，才會發現可能未必是學生或年輕人的個人問題。」Penny的口脗始終帶有一絲無奈，一層層剝繭抽絲，他發現走不進問題的核心，遇到個案發生，已經是撲火狀態，心有餘而力不足。「當問題來到我們這裏時，只能『有多少做多少』，在這之後，制度又會製造出更多問題。
「應接不暇了，只能說我們好似一個不斷接『波』的小丑，但這些『波』永遠都會增加，我們只可以處理一些最危急、最容易爆炸的，」Penny坦言，「很多時候，社工都被賦予一種……我不知道該稱為天職還是其他（形容）。我們都想將希望帶到服務對象手中。至少我有一個信念是，我不希望學生見我之後，是比他進來之前更加『灰』，所以我為什麼形容成小丑，就算小丑哭，面對人時都希望將希望帶給受眾。」
「接波」已經應接不暇，應對危急事件已經佔據許多時間，還需要滿足服務協議的「個案數字」。在社工眼中，學校社會工作的意義遠遠超過數字意義，「一個個案就是一個生命，一個生命故事就會關乎到家庭，需要聯繫到其他方面，（個案）不是一個數字那麼簡單。」Riva解釋道。
4. 「我們主要做的，就是建立關係；我們做的事，也容易筋疲力盡」
「我們處理的事，也容易令我們筋疲力盡。愈上心的社工，愈容易有情緒。你知道有些問題，不是個人可以解決，要令學生明白那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這又是一個漩渦，」Penny感到無奈，「你不知道個人怎麼改變，又變成走入一個死胡同。」
——「拋波小丑。」
走在死胡同中，學生能怎麼辦？Penny和Riva希望能助人自助，「好多事是未知的。做這行，你撒了一個種子，你不知道它究竟會不會發芽，長成一棵大樹，還是在不利的環境裏枯萎。我們不知道，只能撒種了。」
筋疲力盡在Florence身上也有所共鳴。「我想很多社工都有精神健康的問題。我們不斷說，希望政府做一些規劃，即使很累，都要去思考問題癥結在哪裏，而不是停下來。不然你對這些生命是愧疚。」她憶起與一位學生談話的經歷，學生起初說話不多，她與學生的情緒共振，比學生更早流淚。「有時候學生會說，你這份工好輕鬆，可以這樣『吹水』，」Florence無奈地笑道，「我覺得好孤獨。社工長期處於有口難言的狀態，你不能把工作上的事告訴不相關的人，工作上的壓力也不能讓別人承擔，」有時遇到老師交付個案，期望社工當下立即處理，但卻不知道社工已經焦頭爛額。
「社工好像冷氣機的網，隔離外面的灰塵。」Riva說，「（學生）開心是不會來找你的嘛，會去找朋友，不開心才會來找你。你要怎麼給對方和自己一個空間去紓解情緒呢？」
5. 打破學生成長路的困境 從注重學校社會工作開始
孩子身上滿是社會的縮影。當我們談及青少年問題時，不能迴避青少年的成長路鋪陳於種種社會制度之下。家庭的照顧及學校的教育體制，最能形塑青少年的習慣及品格。當出現「青少年問題」，最先應該對症下藥的，並非青少年本身，而是其背後的成長環境。
家庭功能失效早已是社會不可規避的問題。貧富差距懸殊、工時過長、單親家庭數字上升，種種問題帶來家長缺乏對兒童的照顧，甚至衍生出家庭暴力、虐待兒童等令人心痛的事件。毫無疑問，社會制度的問題與個體息息相關，學校教育體系若然能為學生提供小班教學，真正在學校培養關愛文化，從老師的角色為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提供成長所需，而非侷限在成績上，想必能比零散的課外活動有更多成效。
不過，實際一點來說，當家庭和學校的安全網已不足以支撐青少年成長，着重建立人際關係、擁有協調社會能力的駐校社工便成為青少年不可缺少的同行者。然而，對於中學來說，儘管「一校一社工」政策已經實行18年，但當年的情況與當下已有天壤之別，一校一社工的人手配備早已跟不上需求。
「他們（學生）有時候想要有人陪伴就已經足夠了。那些活動不一定『擊中』到他們的需要。」Florence說，但這份陪伴的工作，卻時常令人覺得「累」。「其實好累。整個社會沒有重視生命這部分，很多都是看數字。我覺得那種累是面對生命的無力感，看到學生被壓迫的狀態，你也不能去怪任何一個，因為他們都是被壓迫的，在這個制度裏面。」
陪伴，這份最需要付出時間的工作，對於駐校社工而言，卻面對重重掣肘。
>> 目前中學社工制度中最重要的「一校一社工」是否仍然符合當下需求？駐校社工遇到什麼束縛？政策如何改變，才能更好幫助青少年成長，並避免小學「一校一社工」政策重蹈覆轍？第二篇，將探討「一校一社工」政策的得失，以及改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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