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巴炒葉蔚琳．倡議】罷工是談判手段　香港需要「罷工權」

九巴車長葉蔚琳因罷駛而遭解僱（隨即又獲「恢復僱員身份」），事件固然教輿情氣憤，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原來不少人對「罷工權」知之甚少，竟有工聯會屬會代表稱罷工行為「白癡」。歸根究柢，實因政府長期漠視「罷工權」議題，除了不作教育推廣，還以諸多藉口推搪立法，甚至無視聯合國委員會的建議。要確切保障勞工權益，政府必須盡快立法保障勞工參與罷工的權利。

理想而言，勞資雙方應該處於對等的地位，能就工作事務（包括工時、薪金、福利、等）交換意見，藉協商達成共識。然而，理想歸理想，現實卻是資方財雄勢大，掌握的資源和資訊均較勞方為多，甚至操控着員工的「飯碗」，勞方根本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本錢，九巴車長經過連番談判後，只換來「獎金變底薪」方案，即可見一斑。勞方要資方認真看待他們的建議，除了指望僱主具同理心，更依賴「非常」手段，按章工作和罷工均為典型做法。正因如此，工聯會屬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副主任黎兆聰竟指「我們是理性的工會，不會像那些『白癡』般，按章工作、一人罷工」，實在匪夷所思。

雖然《基本法》第27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但現行法例卻沒提供相應的實際保障。《職工會條例》對「罷工」有明確定義，意指僱員經共同協定而停止工作，以迫使僱主審視僱傭條款，不過，《僱傭條例》第9條僅指僱主無權以僱員參與罷工為由，在不予通知的情況下終止僱傭合約；換言之，只要僱主給予事前通知（或代通知金），便可以解僱罷工者。

另一方面，雖然《僱傭條例》第21B條列明職工會會員可以在「適當時間」參加職工會活動（包括罷工），但原來所謂「適當時間」是指工作以外的時間，若活動在工作時間內進行，則須得到僱主同意（試問哪有僱主會同意罷工？），因此，該條例根本無法保障僱員的罷工權。

其實政府也知道這情況，而且一直就罷工權議題與勞工團體交涉。早在1993年，政府聲稱罷工權會鼓勵罷工、削弱競爭力，因此拒絕訂立保障罷工權的法例。九七之後，政府則指《僱傭條例》已能落實《基本法》中提及的罷工權，原因是僱員不會因為曾參與罷工而喪失原有權益，這種詮釋方法顯然大幅縮窄了罷工權的涵義，只能給予罷工者與一般員工無別的保障，卻不保證罷工者可免被解僱。

就此，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曾在2014年對香港發表評論，指因罷工而遭解僱的工會成員只可申索補償、不能復職，員工又欠缺集體談判權，委員會對之表示遺憾，強烈建議政府履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所定義務，修訂《僱傭條例》。然而，政府並沒有正視委員會的建議，只在新聞稿中虛應了事。

有人擔心倘若政府特意立例保障勞工的罷工權，保證罷工者不被解僱，或會變相鼓勵罷工，有礙營商，這種想法實為杞人憂天；事實上，若法例能規範罷工，反而有助勞資談判。舉例而言，罷工法可以為不同的罷工手段分類，包括封鎖與佔領工作場所、蓄意破壞、怠工、拒絕加班等，訂明何者合法、何者犯法，此外又可限制罷工權的適用對象（有國家明令禁止警察罷工），以及發起罷工的程序，例如須得工會成員多數通過，並預先通知僱主及政府。不少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日本、新加坡，均有規範罷工行為的法例，可供政府借鏡。因此，若然政府有心的話，即使訂立了關於罷工（不管是規範抑或保障罷工權）的法例，仍能平衡勞資雙方的權益，這樣更能促進談判，而不像現時般，勞工慘被「大石壓死蟹」。

當然，罷工只是手段，勞工最需要的，是一個能與資方平等對話的平台，所以罷工權之外，還須集體談判權，以保障勞資雙方的談判結果。可惜的是，在香港，這些僱員權益「一應俱無」，政府則一直視若無睹，終日為「最自由營商環境」等虛名沾沾自喜。假如最自由營商環境是犧牲勞工的權益與尊嚴而得來，則經濟自由之名又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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