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可以是起點｜于品海
楊志剛教授這兩天在《香港01》發表了呼籲大學改革的文章，大膽提出香港「有開放、無改革」，回歸二十多年後依然以殖民統治時期的心態，依賴英國人的思想來發展香港的高等教育，是香港「最開放、最不改革」的制度範疇。楊教授認為，香港高等教育制度過度重視論文，目的是世界排名，問題是排名的目的又是什麼？他認為，這種唯論文論的大學治理只會降低對應用科研的重視，與社會現實需要脫節，在大學和學者的研究之間「只有競爭、沒有協作」，甚至形成「論文一流、排名一流、『卓越』一流， 實質貢獻卻微不足道」的尷尬表現。
為了避免香港的大學繼續沉迷在「世界級大學、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國際化」的所謂「卓越」迷思，激發無意義的競爭，楊教授提出大膽建議，仿效加州大學和德州大學的多校園聯合的高等教育體系，將八所大學「合併」，還可以借鑒抗日戰爭時期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在雲南昆明組建的西南聯合大學，在香港建立「香港聯合大學」。楊教授無法在一篇文章詳細介紹「港聯大」的具體構想，作為一名資深高等教育工作者，他的建議估計不是隨口一說，但也只能是一家之言。當他評價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如何不自覺地鞏固了港英政府為高等教育留下的「牢籠」，其實正好反映了不少高級公務員同樣在過去很長時間不思進取，故步自封，看不見國家和世界的變化，看不懂回歸的意義，更意識不到香港在大變局中舉步維艱，脫離現實的窘況。
香港01的希望，折騰了八年終成共識
楊教授的改革呼籲是從大學教育說起，與最近香港吹起的改革風異曲同工。由於這股風是由中央政府吹起，至今沒有人斗膽表達反對改革的意見，頂多是在「無聲抗議」，或者是虛與委蛇。《香港01》自創辦之日就提出香港要改革（創刊社論《香港01的希望》，2016年3月11日），儘管八年之間發生各種不盡人意的迂迴曲折，但「希望」不改。由於中央的加持，香港社會逐漸凝聚了改革共識，各路人馬開始主動或被動接受改革，還算沒有辜負這些年的折騰。應該說，就算大家還沒有對改革具體指什麼，如何改革展開討論，但承認問題存在就是好的開始，接受改革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更是走出了一大步。楊教授拋出的大學改革構想，可以是激發討論的誘餌之一。
香港的大學久負盛名，但香港絕不是所謂的大學城市，無論是從科學、人文學科、文化諸多維度而言，都相距甚遠。由於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社會運動都與大學相關，在騷亂之後，我專門拜訪幾位大學校長，通過他們嘗試瞭解大學以及高等教育在香港發展的角色。當時的經驗讓我很認同楊教授對香港大學體系的總體評價，對於論文和排名主導，以及英國人在香港高等教育依然存在的影響深有同感。他認為教資會通過撥款政策和機制將所有大學鎖閉在「牢籠」中，而「籠牢就是他們的正常世界」的分析更是戳中問題的靶心。向幾位校長討教之後，我本想繼續向教資會主責官員請教，但卻吃了閉門羹，一些人對《香港01》還是有些禁忌，依舊以「藍、黃」思維來猜測這個「倡議型媒體」究竟有什麼「陰謀」。
當時是2019騷亂平息不久，「香港國安法」剛頒佈，讓人很是好奇香港幾所大學的法律學院、社會學系、教育學院是如何看待年輕人過去一段時間的角色，以及除了外部勢力，香港學術界是如何理解自己在社會騷亂中的表現，甚至是否知道自己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面的責任。年輕人的「暴躁」反映了社會存在深重的怨氣，大學生是宣洩怨氣的引領者，較年長的群體事實上給予了年輕人極大的同情，騷亂才會如此嚴重，維持這麼久。從幾次對大學的拜訪以及同事採訪研究所得，香港高等教育和香港社會其實是活在兩個平行的時空中。
大學享譽國際，香港卻急需輸入人才？
香港眾多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不研究香港，對英美社會議題的興趣遠多過香港，連香港的衝突議題都甚少染指，因為外國權威論文期刊對香港的興趣不大；香港政府的資助與大學是否研究香港議題，是否為香港治理出謀獻策關聯不大，學者們沒有誘因為香港思考。法律學院只負責「生產」執業律師，就像一所職業培訓學校，很少研究普通法如何在一國兩制引領下有效發展，更沒有從憲法高度深入探討香港司法體系的挑戰，香港政府尋找法律專家建言也不會從大學着手。教育學院同樣缺乏針對香港育才的價值要求和規劃，疏於關注他們培養出來的教師應該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角色，政府同樣沒有這方面的要求，自然不需要業界回應，以致教師群體在騷亂中身份錯位。當聽到中央領導盛讚香港基礎科研的成就，許多香港人估計是一頭霧水，他們從來不知道香港的大學在科研領域的威水史。我懷疑出錢的香港政府對此也缺少認識，主事官員會否要求大學說明情況也值得懷疑，就好像自由經濟排名，香港大學的國際排名就是用來填充講稿的數據，排名代表什麼，對香港人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官員們並不關心。
香港管治團隊最近提出不少人才輸入計劃，琳琅滿目，宣告已經有幾十萬人才申請來港，有十幾萬已經來港，他們的入息都不錯，遠高於香港的入息中位數。既然香港的大學如此威水，甚至享譽國際，必然培育了不少人才，那為什麼香港還缺人才？需要緊急輸入的理據從何而來？最近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都發生校長與建制精英之間的衝突，雖然兩者性質不一樣，但都暴露大學管治存在問題，加上過去十多年大學生是社會騷亂的主力，是否證明了高等教育存在某些急需面對的挑戰？楊教授的改革建議應該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還記得在籌組《香港01》的戰略討論會中，不少同事對提出「是時候改變了！」感到疑惑，不明白它的用意，甚至懷疑新聞媒體為什麼要提出如此政治的要求。我們在創刊社論寫道：「在回歸以來的將近二十年裏，這場改革遲遲未啟動，香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或許旺角最近發生的暴力衝突是對香港社會轉型最後的警示。」我們在那個時候就明確宣示，「只有改革香港才能轉型」，而作為倡議型媒體的《香港01》，「當然會積極推動和參與社會改革」，自然應該提出「是時候改變了！」今天的改革風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不在位者大聲疾呼，掌權者諱莫如深？
有趣的是，近期積極傳播改革呼籲的人都不是佔據治理要職的官員。較早之前評論家「靖海侯」提出「大調研、大討論、大藍圖」，發表了幾篇直言不諱的評論，技巧地轉達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團隊的改革要求。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的「十問香港」反映了至少部分建制派對改革的渴望，《香港01》的讀者反應熱烈。一向說話謹慎的前人大常委譚耀宗甚至直言「小修小補」不是改革，「有些官員get不到香港要改革的重要，未必有膽量和底氣帶領香港全面改革」。他們與楊志剛教授都不是將要推動改革的官員，是否「不在其位」所以才能大聲疾呼？
曽鈺成在他的「十問」中質疑，香港社會為什麼「對『改革』二字諱莫如深」？靖海侯同樣有「對香港要改革的說法諱莫如深」的評價。曽鈺成對討論改革其實是欲言又止的，因為「有些人不喜歡聽，我也不想引起論戰」；譚耀宗的批評也是比較含蓄，認為「一些公務員本身就是這種保守力量，外界一提『改革』他們就說這不能改、那不能改。」靖海侯較為直率，認為香港社會對三中全會改革精神的「一些理解和討論是否準確到位呢？」他繼而對香港社會提出三項批評：香港社會「1）多從《決定》中找機遇、找政策，而不是着眼香港找問題、找責任；2）多談『支持』『服務』國家改革發展，而不是談香港怎麼改革發展；3）多看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和關愛，而不是看中央對香港的改革要求。」看來曾鈺成、譚耀宗和靖海侯都對夏寶龍口中的當家人是否有改革準備感到懷疑，但提出的批評依然是適可而止，就像害怕傷了治港團隊脆弱的心。雖然如此，曾鈺成還是禁不住質問：「大家要認真想一想，香港怎麼可能不改革？」而靖海侯毫無保留地指出，「夏主任的話，一言以蔽之，就是：香港要改革。」
改革的呼籲已經被所有人聽見。在不斷形成的改革聲浪裡，不出意外，劉兆佳教授曾經認為香港沒有改革派的判斷或許會被推翻，而他自然樂見這種情況發生，但在此之前，能否有更多支持改革的言論，更多的改革者挺身而出，當家人會否更堅定回應中央的改革要求，社會還是只能引頸以待。改革當然會觸動不少人的利益和習慣，對當權者或習近平國家主席所講的「既得利益」絕對是個挑戰。改革不會是茶餘飯後的瑣碎事，更不可能是皆大歡喜的輕鬆事。來自不同領域的楊志剛、譚耀宗、靖海侯、曾鈺成等都敢於發聲呼籲改革，之前或許不會有人留意，甚至認為是「得啖笑」，被人套上「搞衰」香港的惡名，但在今天很可能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