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三問——香港如何是國際城市？
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上個月在北京大學訪學期間，接受《香港01》記者採訪，就三個議題發表了看法，將香港身處的困局形象地提了出來，特別針對中央在這些困局中的角色給出了意見。由於呂教授說得比較隱晦，《香港01》又一直關注這三個議題，為此我希望沿着呂教授的意見給出更多說明，為討論提供支持。
呂教授關心的三個議題是為什麼不對「一國兩制」做深入探討，建制派在做什麼，香港如何是國際城市。這一篇是有關香港如何是國際城市的。
我曾經很長時間經常去日本，因為商業聯繫需要。為了更好溝通，還學過日語，有時候也能咿呀過關，今天自然都忘了，因為在日本之外很少用到，不像英語，有更多場合用得上。然而，沒有人會說日本不是國際的，特別是東京，但日本人不會將自己是國際的掛在口上，他們對自己是「日本的」還是很有自信，其他人也不會因為日本是國際的才去那裡經商或旅遊。
香港卻不一樣，好像不將「國際」這兩個字掛在嘴上，自己就什麼都不是。呂大樂教授談香港的國際化時反思道，在他出任副校長的教育大學，既然招收了一些來自伊斯蘭國家的學生，就應該思考如何提供清真食品。我記得早年在內地看到很多清真餐廳，還專門去吃過幾趟，以便更好地瞭解伊斯蘭信徒的生活，他們是中國多民族結構中的重大群體。顯然，在「國際」的香港，意大利菜是國際的，清真卻不怎麼算是國際的。
說流利英語就是國際化？
為自己的發展提供一種標準，將其稱呼為國際的，確實是一個好方法。既然是發展的標準，那就要好好研究清楚什麼是國際的，不能夠僅憑幾句英語就算是吧。呂教授的觀點看來也是如此。很可惜，香港社會不討論這些議題，只是以歐美國家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以及說上流利英語作為標準。世界變了，而香港還停留在過時的標準上。
日本人曾經是歐美經濟的威脅，中東因為油氣產業的壟斷地位而重要，但都沒有觸動歐美定義國際性的權威地位。今天的情況不再一樣，誰都知道中國已經崛起，它是舊有經濟格局的最大衝擊。香港曾經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但過往的國際性已經受到挑戰，而香港政府和社會對此沒有多少反應。最近香港特首與行政會議成員舉辦集思會，討論香港經濟發展的策略性部署，不知道這裡所說的策略性是否與國際經濟形勢和香港角色相關，如果是相關的，至少是對該議題認真了一些。據聞在集思會上，李家超特首認為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期，必須創新、創造、應變、懂變。他的論述既配合中央近年強調的創新，也回應了夏寶龍主任提出的「識變、應變、求變」，政治很正確，但集思會最後會有什麼結果，大家只能夠拭目以待。
呂大樂教授認為，香港是一座全球城市，如何持續其國際性，「這是需要管理的地方」，但香港政府卻看似「以為不需要管理」。他以國安法為例，香港竟然在立法過程中陷入「去國際化」和「內地化」的口水戰，鮮有人認真思考香港所謂的國際化究竟包含什麼元素，特別是香港在英語世界之外的廣大世界應該如何拓展並投放資源。他甚至提示政府需要「看得更遠更前，不是原來國際化就可以永遠國際化。」
西方南方都該是香港的選擇
香港以往為什麼國際，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金融、貿易、普通法體系以及曾經是英國治理的遠東城市。英國不會講自己國際，因為它就是「國際」，香港本在西方之外，因為與英國緊密聯繫所以才「國際」。當時的國際是指西方，是亞洲這些非西方地區的相對落後讓香港「國際」了。金融和貿易本就是過去一百多年裡英國佔有香港的理由，香港的司法體系是沿襲英國的，符合歐美國家的習慣，自然也是國際的。美國企業為了發展亞洲的業務，英國又是盟友，當然選擇香港作為地區總部。然而，香港是否以為這些企業不會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轉移其總部，離開香港？世界並不靜止，它時刻在發生變化，近年的變化更是世界百年未有的。
沒有人懷疑香港必須堅持國際化，但時代巨變要求我們更科學研究什麼是國際，如果沿用過時的標準、守舊的模式，只會讓我們錯失新型國際化的機遇。英國已經是落後國家，美國同樣遭遇巨大挑戰，南方國家的崛起，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這些都是國際化的新背景。作為中國的國際化都市，維持和鞏固與歐美國家的聯繫，全面建立與南方國家的合作，是香港新型國際化的必然選擇。香港知道嗎——識變，能做到嗎——應變，可以奪得這次新型國際化的領導權嗎——求變？
中央除了要求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更是要求它在新型國際化中奪得主導權和話語權，定義什麼是國際。無論是從人民幣國際化，推動中國與全世界進行文化交流，作為中國推動國際傳播的陣地，讓「一國兩制」成功展現中國制度的優越性，都是香港維持全球城市關鍵之所在。這是香港的角色，也是在國家層面延續香港的獨特性、競爭力的必然路徑，更是香港經濟轉型的新基礎。問題是，為什麼香港至今還是圍繞以往的國際化兜兜轉轉，對新型國際化毫無警覺，依然重複過時的論述？
甩掉包袱才能找到自己的ASML
作為全球城市，香港在科技創新領域可以成為全世界與中國聯合研發的基地。在金融領域，人民幣國際化足以讓香港真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不是極為波動的股票市場而已。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香港可以通過中國故事成為國際傳播中心，還可以為中國和西方文明交往搭建橋樑，而不只是更多藝術品或紅酒的交易。國際性論壇應該更多，卻不是偶然和純粹的公關事件，要有實質作用，為全球事務設定議程。
近期在香港貨櫃碼頭世界排名的爭議上，政府耿耿於懷，難以接受其競爭力下降的事實。這是香港緊抱傳統優勢，找不到新增長點，對競爭力缺乏自信的表現。如果香港不缺產業創新，在貨櫃碼頭吞吐量上被其他經濟體超越又何妨。荷蘭的鹿特丹曾經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但早已跌出十大，荷蘭今天最著名企業是ASML，它在世界芯片供應鏈擁有龍頭地位，沒有人再提起鹿特丹與中國港口競爭中的失落。香港如果在貨櫃碼頭排名上死撐，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ASML。
以中國為例，以往的出口大多是勞動力密集產品，雖然結構早就發生變化，直到新能源車出口才讓世界覺醒中國汽車產業的實力，發現中國經濟結構已經徹底改觀。新能源車只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冰山一角，大家都看見它在眾多先進產業成為領航者或者是緊靠領先位置。它的創新和突破能力是發達國家感到威脅之所在，而不是單一行業的成功。香港曾經全方位領先內地發展，今天卻相形見絀，關鍵是不思進取，固步自封。在所謂國際化的標準上，情況是一樣的。歐洲人開始購買中國的電動車，中東將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訂單從韓國轉移給中國，在芯片領域中國逐漸成為重要的生產商和出口國，中國高鐵更是在多個國家出現。如果連中國的競爭力都「國際」了，香港的「國際」究竟在哪裡？
由於訪港旅客太少，北上消費太熱烈，最近不少社會爭論都是圍繞香港如何發展旅遊業。內地社交媒體對香港的批評，香港官員至今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甚至讓夏寶龍主任亦介入了討論。2019年之前，內地遊客訪港的主要目的是購物，曾經發生搶購奶粉事件，水貨客氾濫，內地孕婦跑到香港生育，最後香港政府要求中央收限內地居民訪港次數。時移世易，香港今天反而要求中央開放更多自由行城市，埋怨內地遊客在香港窮遊，消費過低。這些變化都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只是香港對變化後知後覺，正在香港發生的變化本就是世界大變局的縮影，而香港政府和治港精英們對此又有否進行過集思會？
為中國的全球戰略提供支點
有些人在呼喊，香港不能犧牲自己的國際聯繫，絕對不可以內地化，這樣的觀點實在可笑。當全世界的焦點都集中在中國，眾多歐美跨國企業都擴大在中國的業務，它們是內地化嗎？香港失去國際聯繫是因為國安法，還是因為香港營商成本高企，無法為跨國企業提供更優質與內地經商的基礎設施，施政效率低下而逐漸被唾棄？國際聯繫與融合內地發展毫無衝突，當中央政府提出雙循環戰略時，香港政府有否反思這就是香港國際化的真正指引？
從任何一個角度審視，香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可能受惠的城市，絕對是中國崛起並正在推動更高層次全球化的支點。香港面對的挑戰只有一個，就是香港準備好了嗎？如果香港政府對此毫無警覺，不知迎難而上，甚至是不願意承擔這項任務，這又能怪責何人？其實，每周北上消費的幾十萬香港人，他們正在為香港與內地融合營造氣氛，這就是雙循環的一部分，香港政府應該懂得「應變」。當香港的傳統西方「盟友」在爭論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如何與中國產業進行競爭，香港就應該爭取作為促進雙方交往的平台，為中國企業和跨國企業提供最佳的合作場地，為合作提供高端人才，為促進合作提供環境、服務和設施。這沒有多難，只要香港「識變」和「求變」就能做到，這樣的香港就是新型國際化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