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應該成為另一個「香港」｜于品海

香港是一個缺乏世界視域以及非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國際都會」，這種身份今天還值錢嗎？當全球化還未如此成熟，香港又是英國殖民地，加上其獨特位置以及中國的需要，香港還可以將自己視作「高人一等」。但當世界進入後西方時期，曾經是香港成功的一些元素可能已經成為其衰敗的累贅。龜兔賽跑的案例應用在香港是貼切不過。我們習慣上同樣稱呼為「國際都會」的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上海，大多是某個國家的政治或經濟首都，香港卻不一樣，我們也許應該歷史地反思香港的角色，重新尋找它的未來，而不是死守那些看似真實，卻只是記憶中的點滴。

毛澤東曾經為香港的前途作出極具遠見的戰略部署：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看似冷酷，甚至有種政治操弄的定位，曾經讓人大惑不解，鄧小平後來的「韜光養晦」同樣讓人似懂非懂。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香港是中國國際戰略的棋子，它在不同時期被動地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中國今天的經濟有了長足發展，香港應該演進為另一個「香港」，但它沒有發生，因為香港的經濟結構無法讓自己緊隨中國的崛起而轉型。這種困局提示了香港需要重新規劃前路，但這還沒有成為香港社會的共識，香港的精英沒有為此感到焦慮，意識不到香港正在沉淪。他們雖然是既得利益群體的核心，但缺乏對國際形勢變化的認識，沒有反思和改革的習慣，只知道享受昔日的榮光，對坐食山崩的現實性毫無警覺。

亞洲崛起 香港卻抱殘守缺

香港的成就建立在亞洲當時是一個鬆散和未完整的政治和經濟版圖上，全球化還在相對初級的階段。香港依賴與西方經濟的緊密關係，通過中國人在經濟中的靈活適應，成為亞洲極具能量的小型經濟體。日本以往的戰略是脫亞入歐，非常成功，港英政府在無意中替香港採取了同樣策略。但今天的亞洲已非昔日可比，日本也無法繼續脫亞入歐。中國的崛起讓亞洲成為一個整體，有了前進的引擎，日本僅僅是一個追隨者。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1990中國GDP約3,609億美元，只佔全球1.6%左右，日本當時的佔比是13.8%；2019年中國GDP已增至逾14萬億美元，佔比超過16%，而日本下降至5.8%。由於中國的崛起，亞洲亦同時在崛起，1990年包括日本、韓國、東盟和中國（含台灣和香港）的亞太地區經濟的佔比約19.6%，當時的歐盟（含英國）佔比約33%，美國是26.4%；到2019年，亞太地區已升至28.5%，歐盟佔比下降至21%，美國只有24.4%。隨之而來的還會有印度和其他南亞經濟體，他們將會繼續鞏固亞洲發展的動能。

日本在亞洲本來就有着巨大利益，因為近幾年的變化，日本已經重新認識自己的位置，香港的感受何嘗不應該如此。在文化和地理意義上，香港都極具潛力去適應這種變化，一旦錯過了機會，將失去塑造全新環境的角色。這一次轉變既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亦是百年一遇的挑戰，更是唯一的選擇，香港必須主動引領它，並為此去推動改革。不幸的是，除了對外部變化缺乏認知，香港更沒有為自己向未來伸出雙手。

為什麼說香港從來沒有向這個未來伸出雙手？英國並沒有將香港這個殖民地視作西方世界與中國互動的橋頭堡，頂多就是一個情報站或者貿易點，而香港的精英階層從來不將戰略思維，特別是地緣政治經濟思維視作自己利益的支點，只是將香港視作用來賺錢的驛站。這種「快餐」格局是無法持續的，特別當環境已經發生根本改變。事實上，地緣結構和經濟板塊的重構已經讓香港的傳統競爭力不再具優勢，它的經濟結構過於簡陋，缺乏自我更新的能量，必須尋找足以讓香港人持續發展的再生戰略。

我深信這個新世界是香港能否涅槃重生的鈕扣。首先，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曾經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經濟上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還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重要管道，雖然不再是唯一的。既然世界的變化是圍繞着中國發生，亞洲逐步取代一百年前的歐美成為發展的主戰場，香港就更必須堅持作為世紀變化的參與者和受益者。其次，香港是一個落後的先進經濟體，雖然它的產業結構單薄，曾經擁有的優勢不再明顯，貧富懸殊，社會穩定無法保證，然而，過往的經驗同樣為它進入全新世界提供了支撐，從基礎設施、公共機構、財政能量，到人才的基本體質都依然具備競爭力，一旦找到再生的戰略，它還是有很大機會為自己創造全新的未來。

精英不能再做改革的障礙

香港的精英必須將世界變化的挑戰改變為機遇，讓香港在改變中轉型，這既是應對挑戰，更是保護自己利益的積極作為。很可惜，雖然知道要轉變，但如何參與，採取什麼方式，卻並非香港的共識，近年發生的各種動盪亦未能喚醒這個慵懶卻富有的「流浪漢」。其實，成熟的經濟體大都難以主動改革，美國就是在不知不覺間淪落到今天的地步。香港同樣是保守的，情況比美國更嚴峻，因為它更缺乏抵禦世界經濟範式轉變的體格，如果香港意識不到這一點，代價會是巨大的。

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經濟，但它的「外向性」跟以往不再一樣。在過去幾十年，香港經濟的「外向性」從依賴輕工業製造以及支撐它的貿易服務，發展為今天的金融業和商業服務，包括零售和旅遊業。這種結構容易造成巨大的收入不均，甚至觸發各種社會衝突。在這方面香港並非例外，美國和英國的去工業化和金融化有着同樣的結構弊端，只是程度和階段不一樣，但香港的人口和地理讓它具備英美經濟無法比擬的靈活性，讓改變容易發生。加上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的聯繫，讓香港能直接吸取巨大的溢出能量，中概股大規模遷徙至香港就是案例之一，這是香港改革的重要資源，亦是任何其他城市沒有的優勢。

就算有着發生變化的中國因素，香港人對改革的渴求，政府財政亦提供了基礎，但改革還沒有得到精英的支持，資源也就無法聚焦到改革。香港的一部分精英或許無法接受改革可能帶來的犧牲。其實問題應該倒過來問，如果精英們不主導改革，吝嗇於一些短期利益，已經按捺不住的大多數人將會強勢推動改革，到時候阻礙改革的他們只會被踢開，社會不斷激化的衝突已經對此給予了足夠的提示。

中國不再是吳下阿蒙，而是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無論是對金融和商業服務的需求，還是為香港發展高產值經濟提供技術、人才和市場，它都可以做到。以東盟為例，它已經超越美國和歐盟，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而香港從來都與東盟有着緊密經濟關係，今後大可更積極合作，作為中國的代表鞏固與東盟經濟體的交往，還可以強化作為東盟的代表，讓內地資金更好認識東盟。這種作用同樣可以應用到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經濟圈。事實上，在香港發展高產值經濟的道路上，這些都是理想夥伴和市場。

摒棄「跑堂」心態 搭建新價值鏈

歐美是香港傳統的經濟夥伴，但這種關係停滯不前，如果結合中國的發展來評價，作用甚至是持續下降。中國和歐美的關係正發生巨大變化，無論西方發達經濟體如何轉換領導層，在可預見將來，中國和它們的關係將會是在風浪中前進。香港就算無法平息風浪，但亦不能作為旁觀者，更無法不身處其中。消極的態度毫無意義，只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香港以往擺錯了自己的位置，沒有很好扮演積極和主動的角色，只是在中西方之間做個「跑堂」，根本不貢獻任何智慧。香港必須糾正這種錯誤，認真扮演好自己在世界經濟新環境中的角色，爭取成為中國「雙循環」戰略的重要支點。香港既要積極參與中國的內循環，還要借助內循環的動能壯大自己，成為中國外循環的樞紐，參與建設以中國為中心的另一個全球化周期，成為雙循環戰略真正意義的核心之一。香港的政治經濟本質上就是中國的一環，當然具備條件在更高層次做好自己的份內事。

香港的官員喜歡將香港定位為一個超級聯繫人，他們沒有意識到，在互聯網時代，中介的價值不再重要，甚至是新經濟的障礙：旅行社搬到線上，電子商務改變了零售的形態，連電話都被即時通訊取代，不遠將來汽車連司機都不需要了。去中介是新經濟的主要形態，為什麼還會有人希望繼續做「經紀」？這當然是對官員舊思維的諷刺。香港應該從互聯網的發展經驗中學習，打造為中西經濟交往的平台，一個能夠增值和賦能的平台，成為以技術和知識為基礎的服務商，為中外交往提供高增值服務，直接參與，甚至是搭建以另一個「香港」為中心的新型價值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