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談派糖福利　政府應從根本真正扶貧

政府本周三（23日）發表《2019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去年在政府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為149.1萬，貧窮率為21.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於翌日解釋，介入前的統計只是理論假設，因為政府推出不同紓緩措施，而且成效顯著，實際貧窮人口為64.2萬，比率為9.2%，較2018年下跌0.1百分點。他直言「描述149萬只有一個作用，就係鬧政府」。
論數字，羅致光也許是對的，但論理念，他卻是錯誤的，因為他這樣等同完全放棄改善社會的一次分配制度，放任貧窮人口產生源頭不顧。再者，單以住戶收入中位數判斷貧窮狀況本身就不夠全面，政府計算時理應同時採納與開支模式掛鈎的貧窮指標，福利政策若能以此為據，基層港人將來才無需要節衣縮食、艱難過活。

包括公屋福利　羅致光誇大成效

細看羅致光提到政策介入後的9.2%貧窮率，牽涉政策其實不只包括政府的恆常和非恆常現金資助，還包括公屋等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項目。不過，計算公屋福利轉移的方法卻存在一定誤導，因為入住公屋不代表能自動脫貧，而且福利具體轉移額受私人租屋市場左右，私樓租金愈高則福利轉移額愈大，計算的轉移額也不會直接讓公屋住戶變得更富裕。由此看來，計入公屋福利轉移的貧窮率恐怕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壓低數字來掩飾扶貧失敗。

固然「五個港人一個窮」是難聽的，難怪政府不想承認，反而強調成功令逾半窮人脫貧。然而政府未能從源頭收窄貧富差距，要靠現金和福利措施扶貧，本身已是失職。這裏所謂源頭是指以就業收入為主的一次分配，這涉及提升最低工資、增加勞工權力、增加勞工技能、產業升級等任務。縱然勞動市場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現屆政府依然要重視相關工作，防止日後更多基層勞工陷入貧窮。

回望過去十年，政府過份倚重旅遊、零售、餐飲等服務行業來養活基層在職家庭，這極其量只能令他們獲得工作機會而非真正改善其生活，所以這段期間儘管經濟總量持續增長，但貧窮率僅在中期有所微降後便回升。何況此前年半香港經歷修例風波加上疫情肆虐、旅客停步，港人無心外出消費，服務行業員工更是手停口停。若然港府起初着手產業革新、協助基層轉型，貧富之間收入差距必定沒有今日之大，活在相對貧窮線下的市民也不至於時刻擔憂失去工作。

統計收入之餘　莫忘統計開支

最後，若要真切掌握本地貧窮狀況，政府除了計算相對貧窮線外，還要了解大眾實際開支模式。這是因為即使住戶收入略高於貧窮線，但他們同樣要應付各類開支，結果很可能也一樣是「月光族」。像是今年新冠疫情導致學校停課，不少基層家庭子女缺乏電腦或其他應付網課的設備，學習進度容易落後同儕，這類家庭未必就會三餐不繼，但他們衡量收入後肯定會在其他環節減省支出，而如此匱乏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亦會影響兒童心靈和知識發展，長遠來說當然阻礙他們向上流動。因此扶貧政策參考家庭基本開支，才更能夠針對貧窮人口生活需要，而這也是民間團體向來倡議政府制訂基本生活保障線的首要理據，無奈政府始終對此充耳不聞。

羅致光預計今年的貧窮數字在政策介入前很大機會上升，但他依然堅持增加了的各項現金福利仍能帶來顯著扶貧效果。的確政府今年曾經動用數千億計公帑，推行萬元派錢、學生津貼、交通津貼加碼以及「保就業」計劃等措施，不過無數打工族仍然投訴政府的支援未能穩住他們生計，可見相關支援對象根本不夠精準，尤其是「保就業」計劃淪為「保僱主」計劃，而民間倡議的失業援助金政府卻諸多推搪，這究竟如何能達到成效顯著這結論？如此不濟的高官和政府，又抵鬧不抵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