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報告】140萬貧窮人口創新高 司局長文過飾非
本港去年貧窮人口達140.6萬,創十年新高,為20.4%的貧窮率亦刷近九年最高紀錄。當每五名市民便有一人貧窮,政府卻在文過飾非——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沒有召開記者會公布貧窮報告,並與勞福局局長羅致光異口同聲推說貧窮數字不足以反映實際情況,歸咎於退休人口增加云云。難道二人不知道如張建宗般擁有九項物業者為極少數,現實中與兩名高官同逾退休年齡的長者,絕大多數活得拮据?
政府上周五(13日)發表《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貧窮住戶達61.3萬及貧窮人口140.6萬,貧窮住戶數目、人口及貧窮率均按年增加。貧窮住戶的定義為月入低於全港中位數一半,以2018年住戶收入中位數為27,000元計算,多達61.3萬住戶收入不足13,500元。
當社會聚焦於貧窮人口創新高時,政府竟以扶貧政策自詡。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周日(15日)發表網誌,指恆常現金政策「成功令38萬人脫貧」,貧窮人口因而減少至102.4萬人,貧窮率降低至14.9%。張建宗把減幅「歸功」於放寬在職家庭津貼金額資格及增加津貼額,以及實施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等措施,並形容扶貧工作「細水長流」。
福利政策扶助基層及減少貧窮人口,本來便為其份內之事。張建宗以此誇口,卻隻字不提貧窮情況與經濟增長之間諷刺的對比,要麼是視野狹隘,要麼是粉飾太平。
盲點一:根本分配不均
根據《報告》,2018年經濟增長百分之三,高於過去十年平均增長;整體住口收入中位數在十年內由17,400元增加至27,000元。同期的貧窮「深度」升幅相若,即貧窮住戶低於貧窮線的金額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至6,000元。在貧窮「廣度」來看,貧窮率維持在兩成上下,更自2014年起逐年增加,由19.6%上升至去年度的20.4%。
由經濟增長、收入增長、貧窮深度及廣度可見,經濟景氣並沒有改善香港的貧富差距,相對而言貧窮人口未曾受惠。扶貧即便並非「愈扶愈貧」,但至少也沒有改善情況。張建宗所謂的「細水長流」,有如「永續貧窮」。
扶貧工作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只知「二次分配」,即透過現金福利及「派糖」等措施,幫助貧窮人口減少支出,而不做「一次分配」,即加強貧窮人口的經濟能力,並從而增加收入。改善一次分配的方法,除了改革經濟及產業政策,令社會利潤分配更合理之外,亦可透過教育政策及就業支援等增加基層的經濟能力。扶貧委員會既包括勞福局及教育局局長等,即便沒能力觸及經濟政策,至少也應做到後者。沒有根本改善貧窮問題,只以幾項「派糖」措施誇談「成功脫貧」,正好反映政府乏善可陳。
盲點二:退休後無所依
對於貧窮率居高不下,張建宗及羅致光均歸咎於人口老化。由於貧窮線只計算住戶收入,而不包括資產,張建宗指出「退休長者較容易被界定為貧窮」,但其實當中部分人有一定資產,並非貧窮。羅致光在電台節目上亦表示,「許多退休人士均沒有按月支取的退休金,而是一大筆金錢,退休後依靠積蓄,但不計算在量度收入之內。當愈來愈多人退休後零收入,只量度收入的貧窮人口便會上升。」他斷言將來的貧窮人口必然上升,「明年一定超過140萬人」。
2014年至2018年間,65歲或以上人口增加18.8%,當中的貧窮人口比例大致不變下,貧窮長者佔整體貧窮人口的比例持續增加。故此,從數字上來說,司官長認為人口老化推高了貧窮人口甚至貧窮率,不無道理。但我們仍然要問的是,退休人士被列作貧窮人口不恰當嗎?抑或他們多數真的面對經濟困難?
自2017年報告起,扶貧委員會新增「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值的物業」標籤,識別沒有收入但經濟條件不俗的長者。其做法是依據貧窮長者所住之物業,假設他們參加俗稱「逆按揭」的安老按揭計劃,由此而得的收入若然高於貧窮線。2018年報告推算,10.6萬名貧窮長者屬於此類。
然而,政府只是假設這些長者參與「逆按揭」,而非基於實際數字。若然退休人士參與年金計劃或「逆按揭」,由資產轉化的收入應已反映在報告之內。現實卻是,長者希望將物業留給配偶和子女,此除了出於華人傳統觀念,也因為樓價及租金持續高企,他們顧及子女難自立家庭的實際考慮。再者,對於缺乏收入的獨居和二老住戶,物業和三數十萬的積蓄可說是最後堡壘,非到最後關頭也不會變賣及動用。官員應該「貼地」明白市民開支習慣,金錢備而不用並非全然不善理財,更多出於擔憂未來,甚或是無奈之舉。
與其扭盡六壬,以迂迴的方法試圖減少貧窮長者的人數,倒不如直接了解長者的經濟狀況。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其個人及夫婦入息上限分別為7,970元及13,050元,略低於貧窮線水線,截止今年10月31日,長生津的總個案為55.8萬人,此數字已排除長者綜援、高齡津貼等申領者。
像張建宗那樣在香港坐擁九個物業的65歲或以上人士,可謂萬中無一。換言之,即使人口老化推高了貧窮人數,但同時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長者退休後面對經濟困難的事實。政府官員不應該活在一己想像中,以為許多人退休後也有「一大筆金錢」及可觀資產。
盲點三:恆常政策不足
第三,政府的恆常現金福利令貧窮人口由140.6萬減至102.4萬(或14.9%),再加上寬減差餉、額外交通津貼等非恆常措施,令貧窮人口再減至91.3萬人(或13.3%)。雖然非恆常政策能靈活回應社會形勢,幫助貧窮人口改善生活,但政府近年多次推出單次措施或反映恆常措施在扶貧效果之不足。若然成為依賴,更是扶貧下策。政府應一方面檢討恆常措施,例如成效有限的長生津及職津等,另一方面考慮將有成效的單次措施恆常化。舉例說,綜援機制可加入通脹以外的因素,使增幅追得上生活開支,收窄貧窮「深度」。
當貧窮數字再創新高,社會批評政府「愈扶愈貧」時,司局長實應深切反思,而非文過飾非。我們曾經倡議政府就扶貧訂立指標,在一定時間內減低貧窮率。今年香港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動蕩,更加反映社會亟需一場大改革,促進一次分配及二次分配,包括落實資產增值稅、涵蓋二手樓的空置稅、大額股息稅、增加富人入息和利得稅等,並把稅收所得投放在教育、安老和醫療等,經濟成果才能雨露均霑。一個經濟公平及更公義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是否有心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