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黨倡工時32小時　香港的羅致光還在裝睡嗎？

9月23日，英國工黨影子財相麥祖恩（John McDonnell）在黨年度大會上表示，工作是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為了工作，並提出「工資水平不變，每周工作32小時」的制度改革。對於矢言要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改善市民生活的香港政府，此豈非提醒？

英國自1998年，每周最高工時為48小時，以左翼為綱的英國工黨提出大幅降至32小時，當然會被視為過於理想化，甚至激進，例如商界和保守黨均擔心此舉會影響經濟生產。然而，這只是庸人自擾。事實是，工時長與高生產力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一種人云亦云的政治論述。

根據瑞士銀行《價格與收入》的2018報告顯示，人均GDP最高的盧森堡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只有34.8，人均GDP排名第二、第三的瑞士與挪威也分別只為34.9和34.2。相反，工時過長會影響在職人士的生理及精神健康，可能拖低工作效率和工作積極性。如此看來，工黨提出的每周工作32小時，並不必然會影響工作效率。

英國工黨正因為脫歐問題，而跟保守黨鬥個你死我活，此際提出減工時的建議，無疑有其選票考慮。但政黨如此提出，並預期民眾會受落，反映的是英國社會也不滿足於目前的48小時工時規定，希望能優中求優，進一步降低。反觀香港，則顯得「不思進取」得多。

根據瑞銀集團2018年的《價格與收入》研究報告，香港每週平均工時高達52小時，繼2015年之後，繼續穩居77個調查城市工時長度之首。法例上，《僱傭條例》並無制定任何有關加班費、標準工時、工時上限或休息日工資以保障僱員。

難道只得歐洲人嫌工時過長，香港人便甘願做「職場奴隸」嗎？當然不是。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便指出，五天工作周、每天8小時工作，「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權」；工聯會亦曾倡議訂立44小時為標準工時。然而香港政府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四年後，只提出合約工時制度，比起標準工時的保障力度遜色得多。與標準工時不同的是，合約工時不以法律釐定統一的僱員工時，只保障僱員的工時和超時工作，能依據勞資雙方洽談的合約而獲得補償。

捨棄強制以法律規定標準工時，改由視乎僱員與僱主議價能力而定的合約工時，反映政府的思維仍然脫不開市場機制。現實是在競爭激烈的社會，員工通常處於弱勢地位，正因為此，我們才需要法律規管工時的保障。政府將勞工保障寄希望於僱員的議價能力無異於癡人說夢，更是將其應有的責任推卸給僱員個人，做法極度不負責任。

《香港01》及社會爭取五天工作周、標準工時等勞工權益，林鄭政府卻沒有擔當起應有的職責。面對過勞死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說出「死幾多人唔係我哋要考慮嘅因素」；面對海外工作假期存在的剝削、工作經驗難與本地勞工市場掛鉤等問題，羅致光充耳不聞，反而在網誌片面地鼓勵年輕人出去「體驗」一年，對於他們的前程發展及權益等，完全不考慮。

推廣工作假期，卻不考慮銜接；推廣修租易卻忽略最基本退休保障等，指向的是政府的無能；把保障勞工權益、二次分配社會資源以達公平公義的責任推到社會個體上，揭露的是政府的無恥。相對於能力問題，當局在勞工權益問題上的不主動、不負責才是更致命的存在。

「01觀點」多次指出，香港的民怨因為反修例風波而全面爆發，政府的經濟及民生政策不無責任。令人失望的是，曾經提出「60歲也是中年」的羅致光至今似乎仍未明白問題所在，以為能躲在亂世背後，安在其局長辦公室歎冷氣，並在網誌上回憶年少時在外工作假期的美好時光，感嘆英國「湖區一遊，都是難忘的經歷」，抒懷「深秋時份於香港中文大學外吐露港泛舟情調更佳」。

內地有一句話，「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然而，放在香港社會看，卻是大部分的打工仔在資本剝削中只剩下眼前的苟且，淪為現代「奴隸」，而政府高官只顧著自己的詩和遠方，沒有肩負起應有的責任。羅致光及林鄭政府何時才收起離地的心態，踏實保障勞工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