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躺平論是偽命題

2025/26年度的公屋入息和資產限額將會平均上升1.7%，以兩人家庭計算，入息限額由19730元提高至20230元，資產限額由38.7萬加至39.4萬元。政府提到這次調整是根據既定機制，考慮了住戶的住屋開支和非住屋開支等。

有趣的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多位議員都沒有討論具體數字，而是直接質疑目前的公屋政策是否出了問題。例如選舉委員會的洪雯形容調整公屋入息限額是「無解的死結」，因為限額提高多一些，市民的輪候時間就更長，有需要者更難上樓；但是限額提高少一些，更多人就會為了輪候公屋而放棄工作，社會的負擔更加重。

乍聽之下不無道理，但輪候時間加長的說法假設了公屋供應不變。然而，目前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高達5.3年，長者單身人士也要等3.4年，原因是在於入息限額很高嗎？沒有人不知道這是源於過去曾經出現政策錯誤，疏於造地建屋，令後來的供應跟不上社會需求。目前家庭申請及長者一人申請達到118600宗，非長者一人申請86200宗，加起來超過20萬。然而今年度房委會和房協的出租單位供應量只是1.9萬，下年度預測是1.8萬左右，顯見供應不足才是問題所在。

再者，所謂「公屋成為市民的最佳選擇，太多人想入住，建多少都不夠」，也脫離了市民認知的現實。一個選項的吸引力，從來都是相對於其他選項而言。與其說公屋是「最佳選擇」，倒不如說是基層市民的「唯一選擇」。即使是30年樓齡的私樓單位，月租動輒也要萬三、萬四元，以公屋入息上限兩萬元的二人家庭來計算，難道他們要把七成收入都用來租樓？至於可能要七位數的置業首期，對不少市民來說更是高不可攀。正如在立法會會議上，議員楊永杰指出「看更月薪13,500元，地盤保安14,000元，兩夫妻做看更已超標，住私樓只能住劏房」，這具體說明了基層市民並非「選擇」公屋，而是被現實逼了入困境。換個說法，若然私樓價格合理，租金只佔收入兩三成，難道還要擔心市民不租樓嗎？公屋自然不再是「最佳選擇」。

我們當然不鼓勵市民為了申請公屋而「躺平」，但公屋卻不能跟「缺乏向上流動」簡單劃上等號。公屋租金合理，最大好處是讓住戶節省開支，幫助他們儲蓄。正如議員郭偉強參考新加坡後形容公屋可以「藏富於民」，令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提高。事實上，新加坡的組屋政策覆蓋八成人口，但有人會說他們「養懶人」、社會「躺平」、「缺乏向上流動」嗎？相反，新加坡的家庭入息在2000年至2020年間大增九成，同期房屋價格只上升五成，香港這兩組數字卻剛好相反，前者是六成而後者是激增三倍。真正制約香港社會流動性的是收入增長，居住公屋只是結構問題下的結果而非成因。

如果公屋住戶收入和資產增長，目前的富戶政策已有「雙倍租金」與「收回單位」機制。以二人家庭為例，如果入息超過大約10萬元，資產超過大約200萬，他們會被強制遷出。這樣的住戶理論上具備購買居屋的能力，但居屋卻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居屋2024」僅提供7千多個單位，收到申請卻超過10萬份，超額認購14倍。即使富戶轉為綠表申請，競爭依然激烈。換言之要鼓勵富戶遷出公屋，前提是大幅增加居屋供應，為市民提供公屋之外的第二選擇。關鍵仍然離不開增加供應。

調整輪候公屋的入息限額，或許是一個無解的死結，但這個結卻是由供應不足與私樓市場的現實雙方拉成。歸根結柢，所有人都希望香港人既有安居之所，又有流動之機。與其空談階梯，出路始終在於務實增加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