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利：繪畫就是帶着線條去散散步｜人與物
1879年12月18日，是瑞士畫家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生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眾多現代藝術畫家之中，他可能是最難定義的一個：他的畫既抽象又具象，他的作品沒有很強烈的美學訊息要傳遞，他始終只想像小孩一樣畫畫。
音樂與繪畫的關聯
克利誕生於瑞士，其父親是德國人，根據當地法律克利的國籍亦屬德國。克利的雙親都是音樂家，母親雖因婚姻而結束歌唱家志業，但仍對克利寄予厚望，想裁培兒子繼承音樂事業，在他幾歲時已經讓他學小提琴。
克利確實具音樂天賦，拉得一手好琴，亦樂在其中。可是，他就是覺得不想當音樂家，而想當個畫家，這點讓父母大失所望。克利自己絕不討厭音樂，他只是想當畫家的欲望較強；兩個領域的體驗，反而讓他深刻感受到音樂與繪畫之間的共通之處。往後克利的畫家朋友利奧尼・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這樣說：「沒有了音樂家克利的畫家克利是無法想像的。」
在看過克利的代表作品後，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他最早期的畫是以鋼筆與墨水筆刷為主要媒介。
克利1898年開始正式於學院習畫，在巴黎與慕尼克之間，他選擇了後者。留學外地，為了糊口克利寫過劇場評論、畫過諷刺漫畫。後來他的蝕刻版畫意外受到市場歡迎，使他終於可以賺取生活所需的收入。
克利亦有畫彩色畫，例如《四個蘋果的靜物畫》（Still Life with Four Apples）就頗有塞尚（Paul Cézanne）的影子，但克利的色彩更厚重而暗淡，跟他中、後期的作品大為不同。
克利後來加入了由德國表現主義組成的「藍騎士」（The Blue Knights）團體，並跟來自俄國的抽象主義大師康汀斯基（Wassily Kandinsky）成終身好友。克利仍在苦苦找尋自己的藝術風格，是康汀斯基與其他畫家朋友給他建議與鼓勵。
色彩的大綻放
克利的藝術突破，發生於1914年到北非突尼西亞（Tunisia）的遊歷。當地的陽光讓克利如受靈光感召一樣，對顏色有了嶄新的感受，並以水彩畫成《哈瑪邁特清真寺》（Hammamet with Its Mosque）。
在這張畫中，我們看到了克利常用的表現法，就是將表象性與非表象性的元素並置在同一畫面之內：畫的上半部分捕捉清真寺的輪廓，它被高塔與樹包圍；畫的下半部分是一面城牆，幾乎遮去了畫面的三分之二，克利轉而以化開的半透明色塊來表現，這裡的手法是參考了羅伯特・德勞內（Robert Delaunay）。
克利就在突尼西亞之行後宣佈說：「我與色彩合一。我是個畫家。」此後他終於脫胎換骨，開始展開終生對色彩的無盡探索。他更寫下了創新的色彩理論，被譽為繼達文西的《筆記本》之後最重要的繪畫著作，甚至比他的繪畫有最高成就。
克利一生的作品，都是繪畫媒介、顏色與構圖的實驗。克利曾饑渴地吸收二十世紀初各個流派，包括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後印象主義與表現主義（讓人意外的是，他對文藝復興藝術興趣缺缺，唯獨愛米開朗基羅），然而克利有自成一格的創作方式，他的藝術始終難以定性為某種「主義」，我們只能粗略歸納出克利的某些傾向。
克利繼承了印象派之後所有現代藝術流派的主張，拒絕以再現現實世界作為藝術的任務，他指藝術「不是為了再現看得見的世界，而是讓生命被看見。」可是克利亦不算非常推崇「為藝術而藝術」信條，他亦重視繪畫的裝飾功能（這主張頗接近野獸派的馬蒂斯（Henri Matisse））。
從《哈瑪邁特清真寺》再發展下去，克利的畫總是游走在抽象與具象之間。他建立出一種技法：以水彩作底色，同時有鋼筆畫的線條，所畫有時較具像，有時則不，很多時是兩者並存，例如《紅色氣球》。克利不會為畫中事物填上它們在現實中的顏色，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畫面上鋪排色彩。
克利的畫大多沒有很深奧的主題，就如畫本身所見，是對於顏色、形狀、線條的嘗試。「顏色是繪畫中的非理性元素，亦是表達的主要載體。」一句，或許總結了他的繪畫觀。
童稚的《新天使》
克利有一特點跟畢加索很相似，就是非常欣賞兒童的繪畫。在克利看來，兒童畫看起來完全不受既有模式與範例的影響，他畢生都在追求這種洗除匠氣的藝術。克利曾被指他的畫就像小孩畫的，這反而使他高興，大概因為對於他這是讚美多於批評。
我們在談孟克（Edvard Munch）時曾提到《新天使》（Angelus Novus）。克利少有畫出臉相如此清晰、仔細的人物，我們可以看出克利勾勒出天使的線條都經過細心設計與構思，但整體卻能充份呈現出一種童稚的感覺，就如我們若要小孩畫一位他們心目中的天使，他們會畫出這樣的作品來。
這幅畫在研究克利的藝術史家眼中，其實並不算突出之作，但此畫的成名，很大程度得歸功於文化理論家與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他對此畫情有獨鍾，稱這天使為「歷史的天使」，並對之大書特書。在藝術史上，很少有這種甚為主觀但又流傳甚廣的作品解釋。我們可能會思考，這種脫離作者脈絡的解讀，會否是一種過度詮釋？無論如何，《新天使》確實為班雅明帶來靈感，使他以畫講出一套歷史的哲學理論。
延伸閱讀——班雅明：歷史的天使 - EP73
晚年的死亡威脅
1935年，克利開始有免疫系統失調徵狀，首先是釀成硬皮病（全身性硬化症），繼後到內臟功能問題。克利的健康每況愈下，使他不能再像以往多產。
另一方面，三十年代的德國納粹黨上台，他們的美學相當保守，跟國家（或希特拉本人）意志不符的前衛藝術都會被列入「頹廢藝術」（degenerate art），而被批判與禁止販售與展出。康汀斯基與克利都曾於德國魏瑪的美術、建築與設計學校包洛斯（Bauhaus）任教，學校亦被納粹下令關閉。
克利的晚期作品：
在納粹的威權壓迫下，克利拒絕宣誓效忠元首希特拉以換取較好待遇，他只好回到瑞士避險，在疾病與政治交逼之下繼續他的藝術生涯。加上二戰來臨的威脅與過往一戰經驗遺下的陰霾，晚年的克利趨向悲觀，轉向以戰爭與死亡為題材。
即使如此，克利的童趣依然延續至他的最後作品之中。這時期的代表作是1940年的《死亡與火》（Death and Fire），談這幅畫時我們必須提到它的德文原題《Tod und Feuer》：「Tod」是死亡的意思，我們細心看畫，會發現中央白色臉的人物，五官是由「T」、「o」與「d」構成，而人物的頭部、手臂與手上的太陽，又是由另一組「T」、「O」與「D」組成。這種手法有點像日本的文字臉「へのへのもへじ」（Henohenomoheji），帶有相似的喜感，而且畫面用色亦是給人溫暖的橙、黃；然而這幅畫卻在語義上帶有雙重的死亡意味，後方的人物呈前行狀，似是奔向太陽，但同時亦像正邁進死亡。作為克利的最後作品，這畫跟表面所看並不相稱，內外都負載着死亡的氣息。
克利於《死亡與火》完成後的同年6月29日逝世。克利一生都想入籍瑞士但不如願，在當局終於批核他的瑞士國籍之前六天死去，留下一生的遺憾。克利的繪畫延續到二十世紀的藝壇，他對「過程比形式更重要」的主張，可說是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行為繪畫的寫照。往後我們在欣賞畫作時，或許可以記住克利曾說那句：「繪畫就是帶着線條去散散步」。
【人與物】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