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年空間戰之三】工廈問題愈形尖銳　周博賢：體制內外盡做

80年代，隨着中國改革開放，許多工廠北移，香港也迎來了經濟轉型，以發展金融中心為務。工業產業遷移了，但昔日使用的空間留了下來，一座座工廠大廈依然耸立在火炭、葵涌、新蒲崗、荃灣、觀塘等一帶。這些年來，這些地方一直有人使用，從外牆密密麻麻的冷氣機就能看到端倪。工廈的租金便宜及空間寬敞實用，自2001年起，中大的藝術系學生租用火炭工廈作工作室，工廈開始吸引了不同類型的文化藝術團體進駐，有些作為工作室，也有作音樂及戲劇表演的場地。

漸漸地，難以在主流場地付起沉重的租金、剛剛發展或發展中的中小型文藝團體聚集在某一區的工廠大廈，組成群聚（Cluster），以視覺藝術為主的火炭、以音樂和電影為主的觀塘、以劇場及表演藝術為主的新蒲崗、集時裝與音樂於一身的長沙灣等。又以觀塘為例，由樂器買賣、維修、樂隊排練、錄音製作、表演場地等，一應俱全，如同一個自然發展的本土音樂村，生機處處。

「97年後，政府的執法相對寬鬆，工業北移的工廠大廈已經自然而有機地活化起來，並沒有受到較大的打壓。」雖然周博賢不是工廈的第一身使用者，但在2002至2005年間，也見證很多朋友在葵涌及荃灣一帶租用工廈，「如打磚坪街有很多Band房，我也有在那裏夾過Band。」政府雖知悉工廈用途改變的情況可能觸犯消防安全條例，但沒有着手解決原有的生態面對的問題，只一直隻眼開隻眼閉。

直至2009年，政府提出知識型經濟，配合六大產業發展，面對再一次的經濟轉型，施政報告提出「活化工廈政策」，正式介入工廈的發展，着意透過放寬規限及鼓勵重建，為不同產業提供適合的發展用地。從措施實行開始，有工廈申請免補地價全幢改裝，有工廈重建，有工廈活化。由是，政府挾着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進入工廈的藝術生態。

2000年，工廈的文藝工作者發起「生勾勾被活化大遊行」到藝術發展局表達訴求，事前其中一個發起人梁寶珊曾撰文，要求藝發局「正視文化藝術工作者的空間需要，主動為我們與相關政府部門中介協商，重新修訂『活化』政策，使文化藝術工作者以至市民在工廠區內的創意活用，都得以保留以至進一步發展，豐富我們的精神以及物質生活，使本地文化創意工業長做長有。」

自2012年起，很多進駐工廈的文藝團體開始成立不同的組織「自然活化合作社」、「文化界聯席會議2.0」、「用工廈人」，普遍的訴求除了批評政府借「活化工廈政策」之名而縱容炒賣樓宇為實外，更同時關注整體香港藝術生態的健康發展及維護藝術在香港價值體系應得的地位和尊重。「關注工廈發展的事及行動不斷，但也沒有得到解決，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意志或措施的配合去解決問題。」周博賢無奈地說。

走進建制着意擴闊藝術空間

周博賢的政治啓蒙是六四，那時他就讀港大法律系一年級，第二年出任法律系系會的外務副主席，適逢當年通過人權法，他們做了很多人權法的教育和研究。自此，他很關注社會時事，05年成立Ban Ban Music，與謝安琪合作，不以被大量販售的情歌為賣點，反而推出焦點在社會事的歌曲，「探索生活的其他面向」。回歸後，一路以來的社會運動如反高鐵保菜園村、反國教，因為與生活活相關，周博賢不其然又牽涉其中。「真正走出來的一次是五區公投，我是宣傳片中的一員，慢慢好像有一個浪推你到某個位置。」

2016年是周博賢的選舉年，他參選了立法會功能組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席位、與「文化同行」15位成員參選文化界特首選委席位，及出選藝術發展局委員，最後只成功當選藝術發展局委員。

「上一屆立法會已有人叫我去選，但我沒有準備好。」他以為只要借音樂帶出問題讓人反思社會狀況，在建制外做自己認為對的事就足夠。2014年雨傘運動後，周博賢發現如此大規模及訴求清晰的社會運動，依然得不到政府的直接回應，他很苦惱，也作出反思：「雨傘後再通過創作做類似的事，到底有沒有用？」之後一年幾乎停止了創作，2015年他創辦Selfie Music，只監制工運大碟《野火》，同時也在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碩士畢業。他並沒有放棄創作，也不否定歌曲或藝術的感染力，但是2015年後他開始思考：「在建制內應對社會問題，從而促進一些改變，可行嗎？」

解決空間問題需把握時機  

工廈問題早已在水深火熱之中，租金不斷上漲，「Hidden Agenda 發展到4.0，政府仍不聞不問，只巡查檢控」。周博賢不止在立法會政綱上有提及工廈，周博賢、文學界別委員的陳慧、戲劇界別委員的李俊亮及視覺藝術界別委員的陳錦成組成「跨界連線」也提及希望工廈鬆綁牢固僵化的消防條例，讓藝團不用再擔驚受怕。他們及「藝術3+1」在藝術發展局內同樣關注工廈問題，不單止Hidden Agenda，許多藝術團體也棲身於工廈，也面對着工作簽證及巡查的問題。「我剛進立藝發局時，提出工廈的問題，藝發局的高層及王英偉主席也很關心及想做多點事，是欣慰的。」周博賢說。

為了讓討論更有意思及有建設性，他們開始收集工廈朋友的個案，查詢工廈的藝術藝體的被巡查及被釘契的情況。今年五月底，他們把個案拿到立法會中提出，周博賢慶幸不止民選的委員，官方的委員也想出一分力。六月三日的集思會上，他們提出使用空置校舍，接着與規劃署會面，從183間校舍中選擇了30間用途上適合作藝術空間的校舍，再查詢規劃署的意見。「會上規劃署的職員對校舍的地點很熟悉，會後以為他們很快回覆，但仍等待中。」

在藝發局的架構下，他們將會成立工作小組，除了空置校舍，更會探索其他地方，「利用委員的人脈及網絡，還有兩三個地方在探索中，看看可否轉換使用功能，變為文化團體使用的地方。」同時，「也通過不同人的專長，在法例上作一些建議，如消防條例，經藝術發展局會上討論出實質的建議，下一步就可約見政府相關部門向他們提議。」

此外，周博賢在建制系統下再鑽過去，發現民政事務局下有一個體育專員專責體育事務，故建議在同樣架構下，建立「工廈辦」或藝術空間辦公室，負責統籌工廈相關的牌照申請。 他指出，工廈有不同用法，一種是畫畫創作或製作電影及音樂，較靜態沒有太多人流；一種是表演，需要申請場地，拿娛樂牌，手續繁複及需要經過不同部門，又或需要作出大廈用途上的改變。「文化藝術或體育組織，他們也想合法，並覺得消防安全重要，人命關天，能否通過工廈辦一站式處理呢？」

回歸日將到，意味着新一屆政府上場，周博賢留意到林鄭月娥在其競選政綱上及最近的言論中也好像對工廈有一點着墨及想法。「她提出，在消防安全的前提下，低層的工廈可以有豁免。上星期，她也提出文化藝術將是香港發展的引擎。」他也憂慮當林鄭月娥推「故宮」的手法如此決斷，雖然提出建立文化局和關心文化藝術，但她「會否人格分裂就難說」。

民間社會的醒覺及關注，周博賢認為可能也對解決藝術空間不足的時機上起到作用。「最近我出席了比較多記者會及接受訪問，別人對我的印象是關注工廈，因此很多朋友及其他不認識的人也會找我，如找議員求助。」找他的人不但講述面對的問題，也有一些民間及商業體關注這件事，他希望能出一分力，也陸續去約見及傾談，「看看在民間部分能做到什麼」。

藝文空間只是文藝發展的其中重要一環。對於一個健康可持續的文藝發展，周博賢分析有需要透過內、中、外大圈，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措施來完善。內圈是一些重點針對文化發展的政策，如「康文署每年有十三億，但藝術局中有一億多，民政局如能從康文署搬一小部分錢予藝術發展局？」

中圈是經濟和社會的層面，周博賢批評學生壓力太大及打工仔工時太長，「如何有空間餘暇投入文化生活及行使文化的權利？」

他也提倡租務管制，「回歸前是有租務管制的，2014年立法會也做過一些調查，但政府因許多持分者有不同意見及爭論，在沒有共識下便不了了之。」周博賢笑說這個問題應該要全港總動員才能解決。他還希望加強對商界的藝術教育，使他們對藝術的價值判斷不是停留在觀眾人數、表演規模等量化的層次，他相信「作品的藝術意義或生產出來的不同符號或意義，能幫助商業發展」。他也希望政府能做一些稅務誘因，如商業機構贊助文化藝術活動能得到稅務減免。

外圈，關於政治的影響。「有沒有言論自由、雙普選及真普選，都一樣影響文化藝術的發展，如康文署國立事件的審查，你看到政治環境對文化的操控。」

最後，周博賢談到如果政府仍把文化藝術定義停留在民娛康樂活動，而不是市民精神生活、文明質素的體驗，即使多一個決策局也並不能解決當前的文化藝術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如果政府重視文化藝術在社會應有的價值及珍視市民的生活質素，應該是一個配合及支援的角色。」

訪問當天，周博賢如是又有幾個會議要出席，趕完一場又一場。面對訪問的問題，他早已把答案填寫好，準備充足得來點子多多，祝願他與團隊能見招拆招，擴闊藝術空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