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年空間戰之一】黃英琦：香港人自己空間自己找

「回歸二十年來，實體空間較二十年前多，起碼二十年前沒有不是康文署及市政局管理的場地，較標準化。」在黃英琦忙完手中的事務後，訪問開始，窗外的雨愈下愈大。

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在2000年出版的《香港文化藝術政策回顧》，「踏進九十年代，九七回歸的來臨和殖民地政策的淡出，政府加強了政制改革，也加強政策研究和政策諮詢。」當時的文化界積極關注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康廣播司在1993年發表報告文件，令文化界人士希望參與政策制定，同時促使了香港文化界成立壓力團體性質的聯席會議，組成了「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1994年，藝術發展局的成立取代當年的演藝發展局，也是「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間接推動的。

「97年前後，大家開始思考香港文化是什麼，當時進念‧二十面體有一些具反思性的劇目，如《石頭再現記》。民辦的團體各個藝術媒介也有，但做文化分析、文化倡儀、文化交流及文化藝術教育的就沒有。」於是，在榮念曾帶領下，香港當代文化中心成立，補足香港文化生態發展的一個位置。黃英琦則是在1998年加入。

黃英琦指自己在95、96年時「只是生態中的小角色」，但與此同時，一向平衡幾線發展的黃英琦與胡恩威及榮念曾，都是「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的成員，「那時沒有Facebook，大家不想單打獨鬥，馬家輝、陳清僑、胡恩威、榮念曾、茹國烈、我、馮美華等一堆人，大家定期開會，看看有何想倡議，因為當時在體制上想要多一點，而市政局是生人勿近，藝發局只管藝術不管場地，所以我們倡議多交流。倡議幾年後，香港在威尼斯雙年展租借場地作為展館，香港人如台灣一樣自己辦一個展覽是難得的。藝發局之前沒有人做，香港在威尼斯沒有身影，但當有了場地，藝術家就可以到威尼斯。」2001年，沒有「國家」身份的香港開始以平行展方式參與威尼斯雙年展。

黃英琦強調「香港的文化發展一直由民間起動及嘗試」。1998年，政府產業署將北角油街的舊政府物料供應處廉價放出招租，吸引大批藝術工作者租戶，「湊巧聚結成一個藝術村」。可惜藝術村只維持了一年，便被政府以都市重建為由收回。當年，油街的藝術團體組織起來，向政府爭取合理安置，最後政府終於答允為期三年的租約及三年結束後可予續期，將馬頭角動物檢疫站租予藝術工作者，即現時的「牛棚」。

「政府從來沒有藝術村政策，到西九，很多人說西九不屬於本地的藝術家，只屬國際級的，所以我們又要爭取一些本地的藝術設施。」2004年，黃英琦與一群關心香港文化發展的人士組成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猶如「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2.0，只是這次的議題瞄準西九。他們曾多次發表立場，不要發展商主導的文化區，「如果沒有這個組織，西九很難推倒重來，你可以說今天的西九如何不好，但怎樣也好過長江和新鴻基幫你起。」

「我們反對官司勾結，要求政府成立法定組織自行營運西九文化區，我們不分彼此，提出不同的倡議方案，政府應感受到誠意。」經過爭取，西九倖免於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地產項目，天幕的設計也告吹。對西九的關注不止在西九本身，引發的是一連串的效應，當年他們要求建設西九的同時兼重城市規劃及文化規劃，把西九項目的內容帶出西九，放眼香港十八區，貫徹於落地生根的文化發展上。「因為西九，所以才有了JCCAC（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2008年，一些中小型的藝術團體進駐由「石峽尾工廠大廈」改建的JCCAC。

與政府互動可促成更好方案

「政府做事的方式，從來是回應式的。如果文化界多與政府互動，可能會有更好的發展，但如果不與政府互動，就不會有更好的方案發生。」黃英琦提到，香港沒有一個政策局去為文藝發展發言，只能去民政局，「但他們有很多雜項要處理，可以花多少時間做文化？」

當代文化中心的發展經歷過幾個階段，最初榮念曾發現香港的藝術工作者沒有機會到外國交流，遂在1997年起舉行上海－香港－深圳－台北城市文化交流會，至今已舉辦二十年，由最初策劃文化交流，到後來轉戰教育，2006年創辦兆基創意書院。黃英琦提到，政府當時沒有建立藝術學校的政策，但也沒有政策不可以有一間藝術學校，「其實民間的力量很重要，我們自己有能力做一些事回應未來。我們有一團火，也有同行者。」

黃相信只要香港人不劃地為牢，其實有佷多空間可以嘗試。「如果你問我當年懂不懂辦學？不懂！」她言之確鑿。於是，她2003年她開始讀教育，現在是教育碩士。他們當時發現藝術太邊緣化，如要推動文化發展，必須在中學階段重視文化藝術教育，以專門的學校培養接班人。「如需要人才，就要從教育開始，當代文心中心一直在做生態持續發展的深耕。」

2003年正值SARS，香港的經濟環境十分差，但適逢兆基創意書院籌款建校，黃英琦與團隊到每個地方敲門，後來李兆基基金會願意捐款建校，就命名為兆基創意書院。有了李兆基基金會捐獻的資金打底，後來政府也撥出部分資金支持建校。「我經常向別人解釋，十多二十年來的文化藝術發展，大多是由公民社會做一些事，政府認為方案有建樹，便會一起投放資源。」

「我看到創業界有種『I CAN』的精神。創業的人十個有九個沒有錢，就算沒有錢，在創業界也從來不會成為一個障礙。」黃英琦希望新一代能思考更多，有自己的文化自己救的做法，更重要是創新。黃英琦眼中的Good Lab「細路」有創業家精神，也能實驗腦中的想法，「他們不斷嘗試，到處敲門，隨時又拿到一二十萬，先給自己幾千人工，吊鹽水六個月，接着六個月做做做，做一個新的Demo去第二輪籌款。」

文藝界一向資源不足，文藝工作者高工時低收入成了常態，申訴得更多時，無力感更大。「我會說不如我們問自己想要什麼，然後去爭取。」當政府一向只是回應式地應對民間的需求，從沒有制定香港長遠的文化政策的藍圖，黃英琦說根源是「我們都不在意」，沒有投放足夠的精力去爭取及倡議，縱使近年有「文化同行」等倡議團體，但大家的人手時間不足，倡議工作逆水行舟，缺乏持久力。「我覺得社交媒體令大家卸了力，在Facebook罵完就覺得發洩了。但爭取是困難的，不只是做聯署及去立法會，還要做一些實驗或創造一些東西，建立論述，才有議價的能力。」

「我們需要一個跨界思維，如果你永遠站在『我是一個年輕的劇場工作者，我不夠資源，句號』的位置，是不行的。你會否跨越自己的位置，嘗試以政府的角度去看自己？你會否嘗試了解文化政策及其脈絡，再想想如何以自己最大的誠意與政府溝通，到頭來爭取一些事？」

這二十年來，雖然文藝實體空間多了，但黃英琦也指出文化藝術的資源及資助卻沒有增加。她提到當資源短缺，「但香港是自己找空間給自己的，如好戲量的楊秉基」，「如果等到政府說有一個藝術節，就太遲了，而且，政府管理藝術村必死。」

當文化藝術團體及工作者搬到工廈也面臨再被邊緣化，最後可能沒有足夠的錢租一個空間創作、排練、活動及表演。文藝工作者的焦點，不免落在佔地四十公頃、耗費公帑三百多億的西九文化區，而西九就承諾過會開放給民間藝團使用。問黃英琦會否擔心大團容易申請場地、細團則難申請的情況，延續政府場地一直受人詬病的資源分配不公，她指出不同領導者的價值觀會趨向不同的結果。

「茹國烈所領導的西九表演藝術部門會與本地不同團體緊密合作，促成如自由野這樣的活動。因為他是本地人，明白香港現在這一代年輕人想要什麼及想要的氛圍」。她指出，反觀M+的高級管理層卻是一個「八國聯軍」，「什麼國籍的人都有，就是沒有香港人」，而外籍管理層與本地藝術家的聯繫較疏離。一個缺乏本地人參與高層決策的香港博物館，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及市民的聲音到底能否讓外籍管理層有所共鳴呢？這或許是很多人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