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市場是另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在香港長大的朋友，求學時期都必定讀過「石硤尾大火」這段歷史。黑煙籠罩木屋區的照片，相信上一輩仍歷歷在目。這場發生於1953年聖誕節的火災，燒毁超過2,500間木屋，導致五萬多名災民無家可歸。港英政府為了安置大量災民，遂開始興建七層徙置大廈，是為香港公屋的起源。不過，人類學家司馬雅倫（Alan Smart）在2006年的著作《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rs in Hong Kong, 1950-1963》，卻演活了一場經典的「踢爆」騷，指出所謂「石硤尾大火」的論述，只是港英政府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台戲！
這套論述用以合理化日後被稱為「積極不干預」的殖民地政策，並且力圖解釋一個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哲學的政府，為何「被迫」大規模地介入基層的住屋問題。背後其實隱藏着工業資本「圈地」（enclosure）的需要，以及控制官地作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考慮。
這故事不禁令我想起同為人類學家的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其名著《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中，同樣大玩「踢爆」遊戲。他開篇便提到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在原始社會中，我們的祖先透過「以物易物」（barter）方式進行交易，你拿十斤橙來和我換五斤蘋果，我又拿三斤橙和他換一斤米，諸如此類，當中構成極大的配對困難和極低的市場效率。於是，聰明的祖先發明了貨幣，由此亦標誌着市場經濟的誕生。
格雷伯指出這個最早來自阿當斯密（Adman Smith）《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故事，現已成為所有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內容。但從來沒有任何信史或考古證據，證明「以物易物」曾在遠古時空廣泛存在。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上中古時期，貨幣普及和廣泛流通使用的程度，亦遠低於我們作為現代人的想像。由此意味關於市場經濟起源的「歷史」，只是經濟學家杜撰出來哄人的神話，意圖證明金錢世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假如「石硤尾大火」是個關於「小政府」的神話，「以物易物」便是用作支撐「大市場」的神話。兩者其實異曲同工，相輔相成，亦是香港中小學課本常見的內容。
史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指出，由於印刷術和書面語的普及，以及傳播媒體的廣泛流通，令多元混集的族群得以凝聚，構建出現代國族主義的身份認同，但這些國族身份只是「想當然」的存在。「想像的共同體」一詞，遂成為對國族主義批判的有力武器。對天朝帝國強烈排斥的香港人，對這名詞自然不會感到陌生。
當代大熱的另一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2014）中舉一反三，進一步指出現代智人通過建立語言和認知能力，在過去數萬年搖身成為雄霸地球的物種，要訣正是建構各類能凝聚群體意識的神話，形成異常強大的集體精神力量——民族主義固然是引人入勝的故事，宗教信仰又何嘗不是成功的例子？
推而廣之，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普世價值，金錢、貿易和市場無遠弗屆的力量，同樣是人類建構出來的現代進步神話。正如哈拉瑞指出，在過去絕大部份的歷史時段，金錢往往被視為萬惡之源，借貸操作就更是惡中之惡，高利貸是不容於社會道德的劣質行為。但是，到了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這些觀念和論述卻被徹底扭轉，銀行和信貸體系正是故事的主角，並且構成點石成金的新魔法力量。不難想像，阿當斯密正是歷史上說故事最成功的人。
然而，隨着當代經濟危機不斷加劇，特別是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人們對金錢和市場的信仰，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動搖，只是苦無出路。
英國郝爾彬（Jeremy Corbyn）和美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冒起，均是資本主義社會前所未見的現象。回到香港，自從1980年在《選擇的自由》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一書中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奉為全球最自由市場體系，自此便一直沉醉在這美妙的神話中，久久無法蘇醒。
顯然易見，這個神話為香港帶來了巨大的益處，但同時也埋下了一個極大的危機。其中之一，是我們愈來愈傾向採用單一的標準——即價格機制來衡量所有經濟活動，甚或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價值。我們愈來愈專注於最賺錢的行業和產品，其他的社會經濟需要一於少理——彷彿只要有錢，餘下所需都可以用錢買到。
因此，我們的城市愈來愈專注於金融，那是單一最賺錢的行業。若要讓更多人同時賺最多的錢，我們則選擇了旅遊業——特別是專門接待內地旅客的旅遊業。因此，我們的社區和街道可以什麼也沒有，彷彿只需要有金舖、藥房和電器舖便足夠。自從2003年沙士後，內地開放港澳個人遊，十七年來，我們便一直財源滾滾，換來的則是經濟和產業結構急劇單一化。
近日，新冠肺炎對全球造成沉重打擊，香港過於依賴內地經濟、過於依賴單一產業的惡果，自然亦以倍數計地放大出來。不但暴利行業在一夜之間消失，連帶我們口袋裏即使有錢，卻連最基本的衞生用品——口罩、消毒和清潔用品，也不一定能夠買得到。猶記得農曆新年假期之後數天，新鮮蔬菜和肉類供應亦一度成疑——難道只要口袋有錢，我們就真的三餐無憂？
在經濟危機不斷加深之際，唯一出現「背馳」的是香港股市，恒指至今仍高企在26,000點之上，較一年前仍有不少增幅——這反映我們的經濟基調仍然健康？我們的城市長遠仍甚具競爭力？抑或只是在中港融合的趨勢下，金融市場已經完全脫離本地實體經濟，賺錢和蝕錢都愈益和本地產業無關？
既然香港金融業的服務對象，只是遙遠和未知的想像的共同體，我們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起用經濟專家駱惠寧作為西環的新當家，主要目的正是要穩住中環的金融中心。
在「一國兩制」苟延殘喘之際，仍讓香港長期累積的故事力量，繼續發揮支撐內地經濟神話的奇妙作用。這一切一切，已和我們距離得愈來愈遠；而這個香港，也讓我們感到愈來愈陌生。
《香港01》周報特約撰稿人鄒崇銘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於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市場是另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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