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四】制定合理勞動保障 資方、政府不應再找藉口
互聯網平台宣稱，其員工更在意工作靈活度和自由安排時間，一旦變成僱傭制度，零工經濟所帶來的靈活性就不存在，而在香港則要留意到全職車手和兼職車手的比例，和穩定收入、福利保障相比，靈活工作時間對手停口停的全職外賣員排序會排第幾？
承接上文︰【零工經濟．三】互聯網扭轉僱傭關係 惟政府政策依然滯後
外賣平台本來期待的是，中產階級有空出來做兼職「探索城市」、「隨時隨地賺取外快」、「遊車河」，現在看來只是一種想像。事實上，從事該行業的大多數是普通基層，他們在服務業覓不到合適薪水的工作，因而選擇了這份收入相對較高的工作。但根據其他地區（如內地）不同互聯網平台的經驗，當一間公司在市場佔領了足夠的份額擊敗其他同類公司，通過提供相對高的報酬吸引足夠的車手時，其能與「自僱」車手分利、持續保持高報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已經「轉行」的車手只能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地繼續從事這份工作。
合理的收入及社會保障，是勞動者關心的事項，目前形勢下，外賣平台員工如何向資方獲得合理的保障和收入？學者林喬伊提議：「工人當下需要做的就是連結起來，逐漸建立自己的bargaining power」，而連接的可能性如何？
何鴻興說，在罷工期間許多工友表示想成立工會，但成立工會的手續首先要集齊七個有表決權的會員，訂立職工會的會章，再將連同七名會員簽署的會章交予職工會登記局才能成立工會，過程過於繁瑣，「大家就打退堂鼓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個行業流動率高，工友並不是固定為一家公司工作：「今日可能是Deliveroo，明天可能Deliveroo給不了『更』，很多時候工友真的同時開幾部電話（等接單）。」
或許，莎拉書中提出互聯網時代工人連結的可能性，值得香港外賣員參考。莎拉認為，為平台工作的工人缺乏組織工會的條件：「工人們需要集中在同一個地點工作，比如工廠、礦井、鐵路軌道，這樣才便於他們彼此溝通」，加上工人的「非正式員工」身份，無法在美國聯邦集體談判法之內解決問題，她提出在集體談判法之外，讓平台員工以合同工的身份組織起來。莎拉提及的幾個案例中，都是通過Facebook等社交媒體造就了一場又一場的工人運動。
平台經濟起自互聯網，工人或許可借互聯網社交媒體進行連結。根據記者觀察，每位外賣員均加入了所在公司外賣員自己成立的或大或小的WhatsApp群組，莎拉所描述的Uber司機通過Facebook 頁面組織罷工起來的畫面或許在香港會是以WhatsApp群組的形式發生，Facebook目前已有送貨員交流群組，送餐員在此交流各個平台的待遇以及系統問題。
工人的連結自是一個可能性，雖然2017年底英國中央仲裁委員會（Central Arbitration Committee）判定Deliveroo車手為自僱人士，但在仲裁之後Deliveroo也鬆口表示願意提供工傷賠償和有薪病假，而在2018年初的罷工後，香港Deliveroo和工人之間達成關於工時問題的妥協。
兩家互聯網外賣公司給員工購買個人意外保險保障，都是在意外發生、員工抗議後才推出，可見工人的團結以及行動對獲取應得權益都頗為有力。
政府修正勞工法例，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一步。在香港，勞工沒有集體談判權，勞工若想改變政策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從2017年Honestbee平台發生真假自僱糾紛到現在，政府卻不斷將界定互聯網平台「調度員」是否僱主，界定「真假自僱」的責任推給勞動者，而走司法程序極高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讓手停口停的勞動者望而卻步，一直無法在司法上走出一個先例，僱傭關係的界定一直懸置，資方也得以繼續推卸本應承擔的保障員工勞動福利責任。
綜觀各國政策調整，無論是如加州般將員工身份清楚界定為僱員，還是如歐盟議會一般統一的最基本權利保障，都值得參考。愈來愈多工作機會流入零工經濟，除了二元的僱員/自僱之外，政府可以以更靈活的方式應對日益複雜多變的工作安排。最關鍵的地方是，政府不要再扮視而不見，或者只是在勞工處網頁呼籲勞動者認清自己的合同是否自僱，推卸責任給勞動者。政府應早日決心行動，提供安全網為勞動者基本保障，不再放任互聯網經濟下的剝削任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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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經濟．二】外賣車手工作性質靈活自由？ 實則諸多隱形限制
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零工經濟興起 權益保障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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