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三】互聯網扭轉僱傭關係　惟政府政策依然滯後

零工經濟是新名詞，其內涵和「散工」無異，只是由於通過互聯網平台訂立合同更加迅速，僱傭關係變得更不分明。互聯網平台希望在供應服務和接收服務方之間扮演中立的橋樑角色，卻與提供服務的人員之間產生了尚不確定的勞資關係，與員工簽訂的自僱合同又能令互聯網平台節約了僱傭成本：勞工保險、強積金等。
政府對此新型僱傭關係的滯後反應令人失望。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所做「選定地方就加強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政策檢討」報告，勞工處2017年接獲22宗關於「假自僱」的投訴，勞工處稱已採取「加強公眾教育」、「為相關工作者提供諮詢或調解服務」和「加強巡查與執法」三大措施打擊假自僱。

承接上文：【零工經濟．二】外賣車手工作性質靈活自由？　實則諸多隱形限制

但具體至修例方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2018年回應保障自由工作者，包括零工的權益修訂《僱傭條例》的提問時回答：「一個較全面及有系統的保障模式尚待發展，因此暫時難以作出有系統的比較和參考。目前，政府沒有計劃擴大《僱傭條例》的涵蓋範圍。」

由勞工處的回應看來，通過擴大條例保障互聯網平台員工權益遙遙無期。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潘兆平也表示，他在議會內部亦與議員討論過關於互聯網平台工人勞動權益問題，但是並未獲得很多共鳴。

他解釋，目前立法會仍積壓了一堆關於勞工法例的問題需要討論，希望復會之後可以繼續對這個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作討論，他不排除逼政府檢視該議題。

潘兆平認為，相較互聯網經濟發展的迅速，政府的勞工政策制訂始終沒有前瞻性，兩方相安無事自然好，但政府過於怠惰而坐視旁觀，總希望勞資雙方自己可以談妥。

若出現工傷等糾紛，以往由僱主承擔的工傷賠償等將攤派到公共醫療上，很不合理地由社會承擔，將「其他人的利益給了僱主」。潘兆平認為，既然其他國家已有很多較佳的先例可供參考，科技發展得只會快，政府對法例許諾的「不時檢討」，不應該只是一句空話，政府應提早做好對人力資源需求的保障評估，而不該等到法庭的個案出現再修正。

先暫不論法例會否修改擴大，觀照目前狀況，政府對目前新的平台經濟發展情況的掌握程度令人擔憂。根據勞工處的回應，目前並沒有關於互聯網平台從業者的數據統計，對於外賣車手與平台之間的糾紛也沒有分類統計，研究者林喬伊、工會何鴻興在從事研究時也抱怨政府數據缺失，勞工處處理的勞資糾紛只有以「飲食行業」來分類作為大致記錄，遑論更為具體的數據，如從業者人數、年齡、月收入中位數、工時中位數等細緻數據。

沒有統計數據，如何對從事平台經濟的人員工作狀況做更好的判斷？雖然目前兩個平台都稱自己的車手各有2,000人，但像其他如GoGoVan等互聯網平台所吸納的工作者則遠不止這個數量。

互聯網行業正在香港蓬勃發展，現在對數據的整理工作，對未來該領域的判斷有巨大的參考價值。政府若想在勞工保障問題上有所作為，可先從做細緻的數據整理開始。

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零工經濟興起 權益保障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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