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德一垮台就入侵:以色列想對敘利亞做什麼?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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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關注俄烏與以巴衝突當下,敘利亞變天來得猝不及防,就連西方輿論也幾乎沒有料到:時隔「阿拉伯之春」13年,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竟然還會垮台。

如果從敘利亞本土視角出發,這場變天意味巴沙爾·阿薩德24年統治的結束,以及阿薩德家族54年掌權的落幕,但有鑑於多年內戰鞏固了分裂態勢,阿薩德政權垮台並不代表衝突的終結、國家的一統;如果從大國博弈視角來看,敘利亞變天無疑是俄羅斯與伊朗的挫敗,前者因為烏克蘭戰場而顧此失彼,後者則在新一輪以巴衝突被以方重創「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兩國分身乏術無暇兼顧,只能眼睜睜看著新一輪大國博弈分食敘利亞真空。

當中,以色列迅速開響第一槍。在阿薩德垮台的12月8日,以色列裝甲部隊直接挺進戈蘭高地與敘利亞之間的緩衝區,這是1974年贖罪日戰爭停火協議以來,以色列軍隊的首次入侵。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公開表示,在敘利亞軍隊放棄陣地後,以敘1974年簽署的邊界協議已經作廢,為防止任何「可能威脅」,自己已經命令以軍接管「紫線」(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的以敘停火線,也是兩國的事實邊界),直到與敘利亞新政府達成協議。

2024年12月9日晚,以色列國防軍襲擊了敘利亞貝達(Al-Bayda)和拉塔基亞(Latakiya)港口,當時有15艘敘利亞海軍船隻停靠在港口。(X/ @trtworld)

但後續發展顯然不只如此。根據外媒報道,以色列軍隊不只佔領緩衝區,也持續進入敘利亞領土,甚至一度傳出以色列坦克推進至大馬士革(Damascus)郊區26公里處(16 英里),不過以方矢口否認;同時,以色列也開始對敘利亞的軍事目標發動大規模打擊,並在12月10日宣布,以軍已在過去48小時內進行480多次襲擊,摧毀了敘利亞約70%到80%的戰略武器,包括15艘海軍艦艇,「這是以色列空軍史上最大規模的空中行動」,一位敘利亞反抗武裝前指揮官對此表示,「要重建敘利亞軍隊恐怕需要幾十年」。

以色列防長卡茨(Israel Katz)也公開說明了以軍的具體軍事目標,包括以下四點:第一,確保對敘利亞緩衝區和附近其他戰略要地的完全控制;第二,建立一個延伸到緩衝區之外的安全區,清除可能對以色列構成威脅的所有重型武器和恐怖主義基礎設施,同時與當地德魯茲社區和其他地區社區建立聯繫;第三,阻止伊朗重新建立通過敘利亞領土和邊境口岸向黎巴嫩走私武器的路線;第四,持續摧毀敘利亞各地的戰略重型武器系統,包括防空網路、導彈系統和海岸防禦設施。

如果卡茨所言為真,那麼以色列目前在敘利亞的戰略目標可以總結為二:一是補上過去內戰沒能完成的「功課」,培養自己的代理勢力、在敘利亞南部建立緩衝區,終結來自北境的可能威脅;二是徹底切斷伊朗「抵抗軸心」形塑多年,貫通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的北部戰線。

新華社2024年12月10日引述多間傳媒報道,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中部城市霍姆斯等多地9日晚遭以色列空襲。(影片截圖)

過去內戰的未完「功課」

曾經,以色列是外界公認的敘利亞內戰輸家,既沒有在初期介入打擊阿薩德政權,也沒有在後期成功培植代理勢力,最終眼睜睜看著伊朗介入戰場、持續壯大:阿薩德倖存導致伊朗成為以色列的「事實鄰國」,敘利亞也因此成為連接黎巴嫩、伊拉克的重要通道,供伊朗為各個「抵抗軸心」板塊輸送武裝,對以色列形成了北部包圍。

當然以色列的謹慎也不是沒有原因,而是可能出自以下三個考量。

第一,以色列曾在黎巴嫩內戰有過慘痛經驗。1982年,以色列介入黎巴嫩內戰,出兵黎南與盤據當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激戰,最後雖然成功驅逐巴解,卻也在黎南催生新的反以武裝,當中一支什葉派團體更是打出「終結以色列佔領」的旗幟、並且受到伊朗支持,更在未來有了響亮名號:黎巴嫩真主黨。眾所周知,真主黨日後成了「抵抗軸心」的重要板塊,並對以色列北境形成威脅,也在2023年爆發的新一輪以巴衝突中扮演角色。

當時,以色列雖然成功扶持基督徒總統傑馬耶勒(Bachir Gemayel)上台,確保了黎巴嫩政府的親以傾向,但傑馬耶勒就任總統不滿一月便被暗殺,以色列的各種安排可謂前功盡棄;且以軍對黎南的佔領並沒有成功終結北境威脅,反而如前所述,是為真主黨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再加上佔領黎南的以軍陷入游擊泥淖,最後只能在2000年灰頭土臉撤出黎巴嫩,還被真主黨趁機進行一波「抗以勝利」宣傳。從各方面來看,以色列的黎巴嫩棋局都是一敗塗地,不僅軍事佔領無效、干涉內政同樣失敗,這也導致日後以色列領導人不願過度介入區域衝突,面對敘利亞內戰就是如此。

圖為2024年11月25日,以色列軍隊與真主黨(Hezollah)衝突持續,黎巴嫩貝魯特南郊的Chiyah,有建築物遭以軍空襲。(Reuters)

第二,當時作為以色列盟友的美國同樣態度謹慎,尤其是2013年、2015年伊朗與俄羅斯先後介入敘利亞戰場後,美國基本就放棄了推翻阿薩德政權的想法,而是希望阻止阿薩德「取勝」,也就是凍結敘利亞的分裂態勢,幫助庫爾德人維持幼發拉底河以東的自治實體、默許且支持土耳其佔領敘利亞北部、持續為部分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輸血。

第三,俄羅斯介入同樣影響了以色列行動。基本上如果以色列願意,在2015年9月俄軍介入前,都有機會對搖搖欲墜的阿薩德政權摧枯拉朽,當然其結果可能是讓自己捲入曠日持久的對抗、導致聖戰士接管政權;但2015年9月後,俄羅斯成了阿薩德的安全保護傘,以色列基本就失去了推倒阿薩德的機會。不過有鑑於俄羅斯、以色列的特殊交情,雙方還是形成一定默契:以色列在打擊敘利亞的伊朗軍事目標時,會盡量避免波及俄軍資產;俄方也竭力避免敘利亞反政府武裝危及以色列安全。

但有一點還是超出了普京(Vladimir Putin)控制,那就是敘利亞已經事實成為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往來通道,以及伊朗向各「抵抗軸心」板塊輸送軍備的重要陸橋,這當然會對以色列構成長期威脅,問題是俄羅斯已在敘利亞與伊朗結成同盟,普京當然不會刻意阻止伊朗行動,而這也在以色列心中扎下深深的荊棘,認為北部威脅總有一日會南侵。

2024年10月24日,土耳其空襲位於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工人黨目標(Social Media/via REUTERS)

但如前所述,在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場後,以色列就算還想行動,也已經沒有推翻阿薩德政權的可能,幾番權衡下,以色列最後選擇效法美國與土耳其,在敘利亞培植代理勢力,從2016年開始與當地兩個少數民族:德魯茲人和庫爾德人展開聯繫。

首先是敘利亞東北部的庫爾德人。這區武裝受到美國支持,在敘利亞幼發拉底河以東形成政治實體,以色列要建立聯繫並不困難。當時以方曾經構想,只要敘利亞的庫爾德武裝能夠打通連接土耳其、伊拉克的陸橋,以色列作為庫爾德武裝的背後支持者,就能夠對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形成多國牽制。

只是後續發展顯然超出以色列預期:土耳其從2016年始就對敘利亞北部發起多次軍事行動,目的就是切斷庫爾德武裝與東南部省分的連結,建立「安全區」;而庫爾德人作為橫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的跨界民族,看似擁有共通的族群認同,其實不同板塊的政治勢力彼此各自為政,因此也很難如以方所想的,形成一個的統一「庫爾德國」。總之策應庫爾德人的做法,最終沒能達到以色列的目標。

2024年12月8日,在被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德魯茲Majdal Shams村,一名男子在慶祝敘利亞叛軍推翻總統巴沙爾。(Reuters)

接著是德魯茲人。從地理分布來看,德魯茲人與庫爾德人類似,是橫跨中東四國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敘利亞,接著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約旦,這就為以色列建立聯繫提供了契機。事實上曾任外長(1974年–1977年)、在1967年提出「阿隆計畫」(Allon Plan)的以色列將軍伊格爾·阿隆(Yigal Allon),也曾有過類似構想:幫助敘利亞南部的德魯茲人建國,作為敘以之間的安全緩衝帶,但最後沒有執行。

而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在被稱作「德魯茲山」(Jebel Druze)的敘利亞南部、戈蘭(Golan)以東100公里處地區,德魯茲武裝確實也向以色列的「德魯茲兄弟」求援,以方當然順水推舟,從2016年6月起開始向當地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為7,000名反抗軍戰士發放薪資,同時庇護德魯茲武裝高層。但這種「睦鄰行動」發展到後期,以色利終於發現德魯茲武裝的真實目的:不準備徹底切斷與阿薩德政權的聯繫、也不打算為建國發動全面叛亂,而是希望從以色列獲取軍火與財政援助,作為抵禦其他反政府武裝的資本,尤其是與德魯茲人存在摩擦的豪蘭(Hauran)遜尼派武裝。換句話說,德魯茲武裝也不會完全為以色列所用。

於是在打擊阿薩德政權錯失先機、培植代理勢力又收效未果下,以色列的敘利亞棋局雖沒有像在黎巴嫩時一敗塗地,卻也難言勝利。基本上從2018年夏天開始,阿薩德政權就已在俄羅斯、伊朗支持下,重新控制了敘利亞約三分之二的領土,並在日後恢復與阿拉伯國家的聯繫;而通過在敘利亞部署民兵,伊朗已經實質控制了幼發拉底河谷中部的關鍵地區,特別是代爾祖爾(Deir ez-Zor)、阿布卡邁勒(Abu Kamal)與巴爾米拉(Palmyra)周圍的敘利亞沙漠、大馬士革郊區和阿勒頗(Aleppo)周圍;真主黨則實質佔領了與黎巴嫩接壤的卡拉蒙山脈東坡和赫爾蒙山的山坡,並且不斷將部隊輪換到敘利亞境內。

當然,不參賽就不會輸,以色列不過度介入就不會過度損失,但敘利亞成為伊朗包圍圈一環,或許也是以色列始料未及的發展。如今阿薩德政權一夕垮台,俄羅斯與伊朗又分身乏術,以色列正好趁機補上過去內戰的未完「功課」,一如以色列防長卡茨所揭示的:建立一個延伸到緩衝區之外的安全區,清除可能對以色列構成威脅的所有重型武器和恐怖主義基礎設施,同時與當地德魯茲社區和其他地區社區建立聯繫。

2024年12月8日,敘利亞變天後,敘利亞民眾在倭馬亞廣場把腳躁在已故前總統哈菲茲(Hafez al-Assad)遭到破壞的雕像上。(Getty)

切斷「抵抗軸心」北部戰線

而以色列更大的戰略目標,其實遠在敘利亞之外,那就是切斷伊朗「抵抗軸心」的北部戰線。

作為伊朗中東戰略的基石,「抵抗軸心」由阿薩德政權和伊朗支持的敘利亞民兵、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也門胡塞武裝以及包括哈馬斯在內的巴勒斯坦派別共同組成。這一軸心不只為伊朗建立「前沿防禦」,更圍繞德黑蘭形成了軍事與政治同盟,成為伊朗輸出革命、建立反美反以區域秩序的代理部隊;其中貫通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加沙的部分,就對以色列形成北部包圍,加上也門又對沙特形成南北夾擊,構成了2023年沙特伊朗復交的重要背景。

而黎巴嫩與敘利亞,就是「抵抗軸心」的重點板塊。

在黎巴嫩,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宛如「國中之國」,不僅軍事力量獨立於黎巴嫩的國家控制外,更得到了該國什葉派社群的大力支持,並且成功建立起跨宗派的政治聯盟,既增強了伊朗在黎巴嫩宗派政治中的影響力,也確保了德黑蘭在黎巴嫩議會和內閣中的代表性。

真主黨前領袖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更是「抵抗軸心」的重要成員,不僅公開宣示效忠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更承諾會在與以色列或美國的任何衝突中捍衛伊朗。而正因納斯魯拉的高度忠誠與配合,真主黨與德黑蘭的互動遠遠超出了一般的贊助者和代理人的利益結盟。

首先,真主黨無疑是整個「抵抗軸心」中,在意識形態及立場上與伊朗最一致的板塊;2020年美國暗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後,納斯魯拉更是帶領真主黨來到「抵抗軸心」核心,成為協調運作的重要關鍵;而在合作多年後,伊朗的安全援助模式也由運輸軍備,轉為在當地建立生產線,真主黨手握的15萬枚導彈中,大部分是在黎巴嫩本土生產;真主黨麾下數萬戰鬥人員(宣稱10萬,但真實數字可能在3萬左右)的戰力遠超黎巴嫩軍隊,同時兼具訓練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作用。

圖為2024年9月28日,伊朗民眾在德黑蘭上街,悼念遭以軍空襲死亡的真主黨(Hezbollah)領袖納斯魯拉(Sayyed Hassan Nasrallah)。(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整體來說,真主黨是以色列與「抵抗軸心」發生多線戰爭時的關鍵樞紐,黎南與以色列的相互接壤,更具地緣威懾上的戰略價值。

而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雖然也依靠伊朗支持,卻沒有發展出跟黎巴嫩真主黨一樣的高度互信,而是更有利益計算的現實色彩。

一來,阿薩德家族的阿拉維派(Alawites)過去長期被當成伊斯蘭內部「異端」,雖然名義上屬於什葉派分支,實際上卻與傳統什葉派存在習俗與教義區別,阿薩德政權也因此無法像黎巴嫩真主黨一樣,在宗派政治上與伊朗建立強韌紐帶;二來,在支援阿薩德政權存續上,俄羅斯同樣扮演關鍵角色,這就導致阿薩德兩邊遊走,並不如真主黨般信賴伊朗;三來,阿拉伯世界最後也逐漸接受阿薩德政權,敘利亞又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恢復了關係,起初是在2018年與阿聯酋共同重開大使館,阿薩德更在2022年訪問阿聯酋,是內戰以來的首次出訪,接著是敘利亞在2023年重返阿拉伯聯盟,並在2024年與沙特實現關係正常化,雖說這時沙特與伊朗已經復交,但阿薩德與海灣君主國的接觸還是觸發了伊朗的擔憂,所以不斷強調「敘利亞重返阿拉伯世界」是「抵抗軸心的勝利」。

但即便伊朗在敘利亞的根基不如黎巴嫩穩固,德黑蘭還是需要敘利亞。從地理位置來看,敘利亞能充當連接伊朗經伊拉克通往黎巴嫩的陸橋,只要打通敘利亞,德黑蘭就能更好控制「抵抗軸心」的武裝人員、物資和軍備的跨境流動,提高部署與補給的速度;從地緣政治來看,伊朗在敘利亞東部的存在能夠牽制美國影響力,因為美方至今仍在敘利亞維持少量軍事存在,並通過支持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來維持對東北的控制;此外,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也與以色列接壤,具有跟黎南一樣的威懾戰略價值。

因此即便與敘利亞缺乏類似黎巴嫩的紐帶,伊朗還是積極要建立安全存在,例如2013年德黑蘭曾試圖在敘利亞複製「黎巴嫩模式」,成立所謂國防軍(NDF),希望這支武裝成為忠誠的半自治民兵,類似真主黨或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的巴斯基民兵,只是成效不甚理想。之後德黑蘭便轉換策略,採取「伊拉克模式」,開始在敘利亞東部吸收地方什葉派民兵,並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招募傭兵,在代爾祖爾周遭建立許多行動基地。同時真主黨也與阿薩德建立了軍事聯繫,開始敘利亞在招募、訓練和指揮親伊朗民兵,這也反映了伊朗戰略思維中,黎巴嫩與敘利亞兩大關鍵板塊的逐漸合一。

2024年12月1日,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與到訪大馬士革的伊朗外長會面。(Reuters)

而加沙戰爭明顯展演了相關成果。真主黨基本上從戰爭第一天開始,就不斷對以色列發動襲擊,包括發射火箭與無人機,以支援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導致以色列為此疏散北境數萬居民;敘利亞的親伊朗民兵也對持續美軍發動襲擊,更在2024年1月28日導致在3名美軍士兵在約旦與敘利亞邊境身亡。

而這種作法無疑激怒了以色列,最終導致前者放棄了從2000年撤出黎巴嫩、到2011年面對敘利亞內戰裹足不前的長期立場,開始在殺紅了眼的情境下悍然入侵。

首先是黎巴嫩。2024年9月以來,以色列先是引爆呼叫器與對講機,接著發起斬首行動,擊殺納斯魯拉在內的真主黨高層,並在9月30日入侵黎巴嫩,與真主黨地面部隊激烈交火。當然從過往經驗來看,以色列入侵只能見好就收,否則就會陷入游擊泥淖、佔領無效的困境,因此雙方最後還是在美國與法國促成下,達成了停火協議,但真主黨還是受到重創:不只作為「抵抗軸心」協調關鍵的納斯魯拉身亡,人員與軍備也被嚴重消耗,短期之內都無法展現過往戰力,這也成為阿薩德政權倒台的關鍵之一。

再來就是敘利亞。即便敘利亞並沒有積極支援哈馬斯,但以色列經歷10月7日閃擊後,無法容忍邊境再有伊朗勢力存在,且敘利亞是連通「抵抗軸心」北部戰線的重大板塊,以色列當然更要「打蛇打七寸」。因此加沙戰爭以來,以軍就持續升級對敘利亞的空襲,從一開始的針對軍事設施、基礎設施和武器運輸,再到暗殺伊朗高級指揮官,甚至在2024年4月直接轟炸伊朗駐大馬士革領事館,引發後續伊朗與以色列的幾次導彈互射。如今阿薩德一夕倒台,已經入侵黎巴嫩、痛打真主黨的以色列,當然不會放過削弱敘利亞軍事能力的「天賜良機」,也不會放過切斷「抵抗軸心」北部戰線的一絲可能。

當然,就像入侵黎巴嫩有轉移加沙泥淖、緩解人質問題壓力的政治考量,這次入侵敘利亞剛好發生在內塔尼亞胡貪腐案受審的背景下,不排除也有轉移內政問題的計算。且敘利亞內部局勢複雜,以色列如果鏖戰太久,恐怕又會重蹈過去入侵黎巴嫩的覆轍,因此擴大安全緩衝區可能會是較實際的成果。只是不論程度多寡,敘利亞變天必然影響影響伊朗的「抵抗軸心」布局,以色列與伊朗這場沒有終點的代理人之戰究竟如何發展,還有待時間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