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王丹籲香港年輕人靜待歷史時機：政局愈保守危機愈大
三十年前，20歲的王丹風華正茂，他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早在1989年學運前，就在校內組織民主沙龍，學運爆發後，他亦是站在最前線的學生領袖之一。不過坦克和槍聲，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亦改變了王丹的命運。他是頭號通緝學生，兩次入獄，最後變成「人質外交」的籌碼，流亡到美國後，至今未能回國。三十年後，王丹依然走在推動民主的前線，去年在美國成立智庫「對話中國」，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動華人社會民主化。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他接受《香港01》專訪，指無論內地還是台灣、香港，這些年的發展都深受六四影響，他一直關注香港的政局，對於雨傘運動後社運陷入低潮，他寄語港人等待時機、不要放棄，「反逃犯條例13萬人站出來，就知道火還在香港人心中燃燒。」
三十周年的意義 不僅於悼念悲劇
多年來一直在公眾視線下的王丹，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非常忙碌，先在歐美多所大學巡迴演講，又到台北出席六四三十周年研討會，還接受全球不同傳媒的訪問。到台北之前，他接受《香港01》記者越洋視像專訪，回顧、反思和展望爭取民主的路程。
記者月中亦在台北現場採訪，王丹以一貫溫和與堅定作風，在研討會台上有條不紊地闡述重建六四記憶的重要性。台下的王丹則略顯疲態，但仍順應各種採訪要求，只為留下更多歷史憑證與反思。
他強調，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不僅悼念悲劇及分析事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更是叩問整個人類文明社會的發展。「從一戰到二戰到八九，要不要再犯同一樣錯誤，一再（對中國）懷抱希望，一再being naive（幼稚）？」
擔當意識 走到學運最前
「我在1988年，整年都在北大校園從事校園民主活動，組織民主沙龍，學運爆發後我們也沒有推卸責任，站到整個運動最前面。」王丹記得，自己成為歷史主角的原因和感受，「我們非常莊重地承擔國家民族的責任，但也有些興奮。那麼多群眾、學生集中在廣場或長安街上，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我們二十多歲居然能改寫歷史，也有一份光榮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爆發過不同的學潮，王丹並無料到，八九民運會擴展至全國，「這是與政府互動的結果，如果沒有『四二六社論』、戒嚴令，也不會擴展到這麼激烈。」王丹更沒有預料到的是，民運在槍聲和坦克鐵輪下落幕，「整個八十年代的成長和經歷，不可能想像正試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府，會用正規軍屠殺人民。」
成人質外交籌碼
6月3日夜晚，槍聲響徹京城。當夜王丹並不在天安門廣場，而是在北大校園內，他說當確認解放軍開槍後，腦中一片空白，「無法思考、無法記憶、無法表述，完全出於麻木狀態。」王丹被列入21名通緝學生領袖中的首位，他先逃亡到安徽，但無法忍受躲藏，又回到北京，最終在7月2日被捕，換來四年刑期。
出獄後，他為政治犯家屬籌款，發動公民上書，到1995年再次被捕，被判監十一年，「我心裏非常清楚，我就是一個人質，作為交換的籌碼。」1998年王丹獲保外就醫到美國，之後未曾踏足中國內地，他年邁的父母只能出國探望他，但他今日依然希望回國，繼續未竟之志。
成立智庫整合民主力量 讓外界認識另一面中國
2008年，王丹取得哈佛大學歷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翌年到台灣的大學教書八年，之後回到美國，去年在六四二十九年之際，在華盛頓成立「對話中國」智庫，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動華人社會民主化。智庫成員除了1989年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項小吉，以及當年的知名知識份子王軍濤外，還有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
王丹說，理事有黃之鋒和林飛帆，是希望打破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閡，「把大家凝聚在民主的旗幟下，共同推進整個華人社會的民主化。希望整個世界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各國政府對中國政策的制定方面，能聽到來自中國異見人士或者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聲音。」智庫亦會發表研究報告，讓西方社會認識另一面的中國，例如智庫成員、流亡美國的前人權律師滕彪發表研究報告，探討西方跨國公司在中國政府壓制人權和自由中的角色。
有中國學生以為鎮壓合理
轉眼三十年過去，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這段歷史，在中國內地依然是禁忌。王丹說，執教鞭以來，接觸過許多「後八九」出生和成長的中國內地學生，很多人都知道有六四這一禁忌，只是不知道當中細節，不少學生更覺得鎮壓是合理的，「這可以理解，在國內受教育就是這個樣子，也想像不到政府這麼兇殘，正如我在北大讀書時，也不相信文革中有人吃人一樣。我是歷史的見證人，可以實事求是告訴他們當年的事情，誰願意坐下來跟我面談，我有這樣的自信，他們之後的觀念都會改變。」
政治改革進程停頓 並非「八九」而是「六四」造成
王丹說，在大學巡迴演講其中一個重點，是要釐清「八九」和「六四」之別，「1989年發生了兩件事，一個是『八九民運』，學生提出民主訴求、反對腐敗；另一個是政府主導的『六四鎮壓』。」他常遇到質疑，是學運打斷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令中國（民主）倒退幾十年，「學生有權利走上街頭表達意願，政府可以選擇屠殺或者不屠殺，改革的停頓不是『八九』造成的，是『六四』造成的。」
另一種質疑，是當年學生不肯退場，造成悲劇。但王丹說，當年在廣場上，每間大學都有代表，就預算、宣言等重大議題投票表決，高峰時有三百多個代表，「5月底我們曾經提出過撤離廣場，但被聯席會議否決了。我們是有機制，廣場上沒有失控。」
六四後，中國遭西方封殺後不久，又重回國際市場，經濟飛速發展，至今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令以鎮壓換來經濟奇蹟的「經濟發展論」大有市場。王丹對這種論調嗤之以鼻，駁斥說：「是否有人願意讓子女被殺死換來經濟發展呢？若只讓自己小孩活着，希望別人死，這樣跟禽獸無異。」
政治上愈保守強硬 民主化可能性愈大
八九民運以六四鎮壓收場，不過王丹認為，八九民運依然留下許多種子，為中國的變革儲備人才，亦打破了中國傳統上人民對政府的無條件信任，「當年，如果沒有對政府的信任，學生是不會走上街頭的，今天的大學生根本不會上街，因為今日中國人對政府是不信任的。」
三十年前的政治體制改革剎停後，中國的民主和自由程度停滯不前，近年內地意識形態上更愈來愈保守，王丹笑說，「經過三十年來的洗腦，中國人的思維水平穩步下降，腦殘程度穩步提升，是整個民族墮落的表現，很可悲，但這是現實。」但他並不悲觀，「政治上愈來愈保守和強硬，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危機愈來愈大，緊張、焦慮，所以，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大。」
13萬人反逃犯條例 證雨傘運動無失敗
政府愈緊張焦慮，人民喘息的空間愈窄，內地如此，香港亦如此。香港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社運陷入低迷期，一直關心香港政局的王丹說，這是正常的歷史現象，但若認為運動失敗是過於悲觀，「人類歷史上追求進步的運動很少一次就成功，所有的成功都是以一次次失敗積累的。雨傘運動令年輕人關心香港的命運，投入基層選舉。香港人恢復的能力也是非常強，這次反逃犯條例，13萬人站出來，你就知道這把火還在香港人的心中燃燒。」
近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受到質疑，學聯退出支聯會，更有人希望將中國與香港切割，認為六四是「鄰國的事」，與香港無關，王丹坦言只能當小孩子的話，「香港今天的局面，百分百是中國造成的，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各種空間，去討論前途。」
八九民運沒有結束 只是換了城域
今日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處境，王丹說都深受三十年前的事件影響，他覺得八九民運一直在香港延續，「感激二字不足以形容我對香港的感情，三十年以來的維園燭光晚會，就是八九民運沒有結束，只是換了城域，到了香港。」
他寄語香港年輕人等待時機，不要放棄：「我對香港的年輕人說，香港今天的情況我完全知道，非常令人絕望，但我還是希望大家不要放棄，在這麼絕望的情況下，如果不放棄，多少還會有一點機會。經過一段歷史時機，未來還是光明的。」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報》文章〈六四30年 尋記憶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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