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天安門母親追求「真相、賠償、問責」決心不變

1989年4月中旬，北京爆發民主運動，學生湧至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自由。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解放軍清場，大批市民阻止軍隊入城，士兵開槍鎮壓，至清場完畢後，北京城內依然槍聲處處。不少人成為槍下亡魂，死難者家屬組成「天安門母親」群體，要求「真相、賠償、問責」，追求公義的代價，是多年來不斷受打壓。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發言人尤維潔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訴說守靈三十年的苦路。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系列報道：尋記憶　思前路天安門母親追求「真相、賠償、問責」決心不變維園燭光不滅　天安門母親：溫暖我心、照亮艱難路程

張先玲子中槍　埋屍天安門旁

張先玲今年已81歲，退休前是航天部高級工程師。一年半前，他的丈夫、中國著名琵琶音樂家王範地病逝。張先玲說，丈夫臨終前有一隻眼睛沒有閉上，她許諾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心事，繼續肩負天安門母親的責任，之後就把丈夫的眼睛閉上。

1989年，張先玲兒子王楠只有19歲，是北京月壇中學的學生。三十年前與兒子的最後對話，令她自責至今。「6月3日那天晚上，他問我：『媽媽，你說會開槍嗎？』當時我不該跟他說『不會開槍的』。他想當攝影記者，說要看看歷史的真實情況，帶着相機和錄音機就出去了。」

這一別成為永訣。六四鎮壓後，王楠失蹤，到6月14日張先玲才找到兒子遺體，「他在（天安門西面）南長街南口遇難後，被埋在二十八中學的牆外。」6月7日，中學投訴屍體發臭，戒嚴部隊把遺體挖出來，因為王楠剛結束軍訓，穿着舊軍服，被誤認是士兵，「他那個坑裏埋了三個人，另外兩個是無名屍，肯定被燒掉了。這也是老天爺有眼，讓我們知道天安門廣場旁邊還埋了人。」

張先玲後來才知道，子彈射穿王楠的頭盔，他左前額中槍，子彈從左後腦射出，戒嚴部隊威脅群眾不能救人，有跟在部隊後面的醫學院學生幫王楠包紮，但失血過多，回天乏術。

那一夜的槍聲和救護車鳴笛聲，張先玲至今依然無法忘記。「一眨眼三十年過去了，事情還沒解決，我心裏非常痛苦，這是在世界眼前殺人的慘案。一個大國家的執政黨不敢面對自己所犯過的罪行，只能說執政黨自己的怯懦和沒有人性。」張先玲把王楠中彈的頭盔捐給香港的六四紀念館，讓世人記得軍隊的暴行。

尤維潔夫膀胱中彈　傷重不治

1989年，當時只有35歲的尤維潔在北京印染廠從事科研工作，她的丈夫楊明湖在國家機關做貿易，二人有一個五歲的獨子。同一個黑夜改變了他們一家的命運。

6月4日凌晨，槍聲驚醒了楊明湖，因為惦記學生，決定到廣場看看，尤維潔在家中照顧兒子。尤維潔聽了徹夜槍聲，但沒有等到丈夫回家。當日早上，一名年輕人到他們家中，告知楊明湖中槍受傷，「他說用車拉了七個人去醫院，其中五人已當場死亡。」尤維潔無法忘記當時在同仁醫院看到的一幕，「每個房間都是市民和學生，身上都是血淋淋的。」楊明湖膀胱中槍，骨盆粉碎性骨折，手術只能修復膀胱。「他醒來後說自己在（天安門東面）南池子中槍，從公安部出來的軍隊開槍掃射。」

楊明湖大量失血，但醫院的血庫只能留給受傷軍人，尤維潔要到街上找陌生人捐血。她本計劃待丈夫康復後才問中槍的細節，「我一直以為他會好，但原來他骨盆出血，醫生處理不了，6月6日早上8時他就走了。」丈夫的病歷，由槍傷被改成泌尿系統疾病。

當年楊明湖並無走在民運前線，但心繫學生，中槍前幾日從廣州出差回來。三十年後，尤維潔展示丈夫出差時拍攝的相片，記者認出拍攝地點，她才知丈夫去過今日被歸屬為大灣區的佛山等地。她覺得當局三十年來不提六四鎮壓全因心虛，「對國民用殘忍方式鎮壓，政府心知肚明，自己所做的是反人類罪行。」

李鵬辯稱家屬不願公布死者名單

張先玲和尤維潔一家均在六四中失去至親。她們原本獨自承受痛苦，後和丁子霖等組成天安門母親群體，多年來尋訪和聯合其他死難者家屬，爭取「真相、賠償、問責」。丁子霖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丈夫蔣培坤是同系教授，二人的兒子蔣捷連在1989年只有17歲。那年6月3日晚上11時多，蔣捷連在天安門西邊的木樨地中槍，子彈從後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院前已死亡。

張先玲回憶說，當年總理李鵬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六四死亡人數和名單時，稱家屬不願意公布人名，「我和丁子霖聽了後很反感，就想找這些人作證。」丁子霖和張先玲決定尋訪其他難屬。尤維潔之後到萬安公墓拜祭丈夫時，看到張先玲兒子王楠的骨灰，便留字條聯絡，「上面寫着他死於那一天。我想對他們說我們是同命運的人，想認識他們。」那已經是六四後兩年，三家人就此聯繫上。

1994年，丁子霖和張先玲已聯絡到96名死難者家屬及49名因六四受傷致殘的見證者，透過香港傳媒公布死傷者名單。1995年，他們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向全國人大發公開信，要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開調查結果，向死者親屬作個案交代，有二十多人簽名。天安門母親群體走上前線，打壓隨之而至，丁子霖夫婦先後被褫奪教席，發起人屢次被跟蹤監視，限制外出，甚至遭到軟禁。

難屬尋同路人　交棒予新一代

尋訪難屬之路不易走，原本只集中尋訪和聯繫北京的家庭，但六四中有不少外地學生和市民客死京城，尤維潔等五名成員開始到廣東、四川、內蒙古等八個省份，找到21名難屬，找回一塊一直被遺忘的歷史拼圖。尤維潔曾說：「將他們的傷口再打開，我自己都覺得非常不人道，但為了歷史的見證，必須這麼做。」天安門母親至今找到200多名難屬並整理成死難者名單，記錄家庭背景和遇難情況。

丁子霖現時已83歲，丈夫2015年去世後，她的健康愈來愈差，亦婉拒接受訪問。而隨着死難者父母丁子霖、張先玲等年紀漸大，丁子霖決定把擔子交到死難者妻子或丈夫的一代人中，天安門母親發言人的重擔就交到尤維潔身上。尤維潔在傳媒面前曝光，遭受的監控愈來愈多，工作單位甚至受壓，幸上司理解才能維持生計。但她和張先玲都覺得，死難者子女一代仍未到接班的時候，因為這一代人仍是青壯年，若走到最前線，隨時飯碗不保。

當局曾試探以個案談賠償　丁子霖拒絕

成立以來，天安門母親成員一直爭取「真相、賠償、問責」，但多年來發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均沒回音。2016年，丁子霖收到一名神秘男子電話，聲稱會在2017年「十九大」後與家屬商討賠償，但丁子霖以他不是代表官方為由拒絕。尤維潔亦透露，更早前有警察找過一位難屬談賠償，「是試探性的，沒談具體內容，丁子霖明確拒絕這種暗箱操作的方式。」

張先玲覺得，當局試探要求難屬不以群體名義商談賠償，是政府向來分化、瓦解、收買的手段，她會堅持追求真相和責任。但她亦承認，天安門母親是一個鬆散的群體，若個別成員願意私下接受政府的賠償，群體不會反對。

「這是國家正規軍，在國家明令下，開着坦克，拿着機槍，殺和平示威、要求反腐敗的老百姓。如果不鎮壓六四，後來的腐敗不會這樣氾濫成災的。」張先玲沒有想過，抗爭會持續三十年，但她堅持要公開真相，才能彰顯公義，「六四是特殊的慘案，要通過立法賠償，要公布真相，殺人的真相，殺人對不對？殺了多少人？殺的這些人都是什麼人？」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每年六四都會舉行燭光悼念集會，張先玲和尤維潔說，感謝香港，「維園的燭光溫暖我們的心，照亮我們艱難的路程」。（詳見另稿）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報》文章〈六四30年　尋記憶　思前路〉。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香港01》周報於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