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科.深度|從試題之爭思國民意識—殖民地培養了怎樣的港人?

撰文:吳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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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開考的中學文憑試(DSE)歷史科,有試題要求考生參考兩篇近代日本對中國施以援手的閱讀材料,回答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講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以題目傷害了國民感情為由要求考評局取消試題,不久後考評局也指試題無按指引處理敏感議題而決定取消。事件不但引起香港社會熱議,也引起內地官媒的關注,新華社更發表以《香港必須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為題的評論文章,歸咎試題風波源於香港中小學教育未能完成「去殖化」。那麼,在探究何為「一國兩制教育體制」之前,我們不妨回過頭看看,「殖民地教育體制」又是怎樣的?它又為我們培養了怎樣的香港人?

新華社並沒有解釋何謂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而是針對香港當前教育制度難於有效培養學生「國民意識」,並將責任歸咎於沿襲了殖民地傳統的教育制度。我們可從三方面切入討論,殖民地教育究竟是怎樣的——何謂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它培養出怎樣的香港人?為何當今香港人的國民意識被指薄弱?

為何當今香港人的國民意識被指薄弱?(資料圖片/路透社)

什麼是香港殖民地的教育制度?

當要討論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則要追溯到昔日港英時期,由殖民政府對香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通過了解百多年的港英殖民教育史,它無疑為香港國際化的教育奠下重要基礎,《基本法》也明確列出,香港能夠在原有的教育制度基礎上,得以準許繼續發展和改進。這無疑承認了殖民地的教育體制,確實有其可取之處。

無可否認,昔日的殖民政權將西方的現代化教育制度轉移至殖民地,從而為殖民地提供了優厚的教育先天條件,包括普及教育、大學學術自主權、學校專業決策等等。然而,也不能全盤否認的一點,便是基於政治現實考慮下,教育政策往往都會被殖民政府視作「管治工具」,其本質註定要成為殖民政權用作維繫統治地位和利益的手段,遠遠多於從被統治者的角度出發,去考慮他們長遠的切身利益。

而以香港的語境去詮釋,殖民地教育制度的弊端,則是通過昔日種種不同的教育政策,有意圖地將「民族性」的內容抺除,從而減低民眾通過內省或不同的方式,喚起「民族自覺」的可能。而從某個程度來看,此舉的意義有如思想的籠牢,它不單限制使民眾難以全面丶客觀地去分析原屬的民族認同,從而喪失主體意識;同時,更有可能因此而視原屬的國民身份為一種羞恥的來源。故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少被統治者都因而被馴服,達至殖民政權維繫統治穩定的功能。

在反修例運動中,部份示威者打出香港殖民時期的港英旗。(資料圖片/路透社)

它培養出怎樣的香港人?

在過去百多年的殖民地教育中,香港人吸收了豐富的西方文化,從而在文化認同上碰撞出聞名於世的「中西合壁」。可是,基於地緣政治的現實,港英政權不可能將香港從主體分離,加上昔日大部份港人的生活文化,都依然傳承於中國文化,故不少仍然會視自己為「中國人」。然而,在1949年後,殖民政府採取「一分為二」的教育模式,意圖將中港教育連繫割斷,因而培養出不少港人欠缺「國民意識」。

所謂的「一分為二」教育模式,是指港英政府當年對香港教育制度內的中國內容,分別按內容的重要性,而採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處理,分別是「寛容」與「嚴禁」的兩種對待手法。

在「寛容」方面,當時港英政府對於古典中國文化等內容,是予以寬容、優禮的態度看待。學生能接觸到有關哲學、文學、藝術、傳統習俗等內容,課本內也不忌諱歌頌中國傳統習俗及偉人,課程亦囊括中國語文、中國歷史、中國文學等科目。

至於在「嚴禁」方面,當年的教育素材觸及現當代中國的內容,幾乎都會被排除在制度之外,學生絕不可能在校內接觸到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儘管很多內容並不牽涉到政治,例如中國的經濟、社會民生、地理,惟它們始終都是難逃一劫。

而昔日教育制度中,出現了幾十年的「當代中國空白」,這個情況導致很多港人對近代中國的發展,往往都只能停留在片面、欠缺全盤認識的階段。久而久之,可能令他們對民族的歸屬感欠奉,仿佛與「國民身份認同」也日漸疏離,甚至出現身份認知危機。

學生能接觸到有關哲學、文學、藝術、傳統習俗等內容,課本內也不忌諱歌頌中國傳統習俗及偉人,課程亦囊括中國語文、中國歷史、中國文學等科目。(資料圖片/中新社)

為何回歸後港人的國意民識被指薄弱?

回歸前,香港曾出現不少愛國份子,大家都願意關心內地的社會發展。例如1991年,中國華東地區發生嚴重水災,昔日港人都會眾志城城,發揮同胞互助精神,並在短短的十天內,全港市民共同合力為他們捐贈高達4.7億港元。當時,香港普遍充滿愛國情懷,並不會質疑相關做法有違情理,顯然國民意識並不薄弱。

當香港回歸後,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也曾達至高峰,例如有不少研究指出,港人曾因北京奧運及汶川地震而深化了國民身份認同。惟2008年後,隨著港人與內地的交流日漸頻繁,互相認識也逐步加深,兩地居民的關係發展卻未見更緊密、更深固。當中的理由複雜,有持份者認為是教育出了差錯,將責任歸咎於「國民教育」的欠奉;至於另一邊廂,則有人將關係的疏離歸咎於文化差異,資源衝突等等。

從各項民調所見,近年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感的確屢創新低,但當中成因尤為複雜,教育固然是其中一環,卻非單一因素,更不能忽視與資源分配及文化衝突相關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看來,要加深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重新認識香港問題將會是接下來的一道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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