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歷史科．深度】試題爭議背後——教學與目標的衝突
上周四（5月14日）開考的中學文憑試（DSE）歷史科，有試題提供兩篇閱讀材料指明近代日本曾對中國施以援手，問及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說法，引起極大爭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題目傷害國民感情，對考生亦不公平，要求考評局取消相關試題；教協則認為當局舉措令人震驚，憂慮破壞獨立的考試制度。透過重重爭議，我們更應該問的是：我們需要怎樣的歷史教育？想要培養怎樣的香港下一代？
爭議主要集中在兩段立場相同的材料選擇，以及「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問法。教育評議會發聲明指，考題所提供資料略去1900-45年間中日關係最主要的日本侵華史事，只選取偏於日本對華表面援助、支持的資料；教評會主席何漢權稱，問題的引導性非常大，認為問法應改為「弊多於利」。教協副會長兼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則指，試題屬於「開放題目」，學生需運用所學知識答題，而上述問題涵蓋至1945年，因此答題上須運用到抗戰時期的史實；另有歷史科教師表示，類似題型過往經常出現。
若按何漢權所說「避免問題的引導性」改為「弊多於利」，是否意味着未將「正確答題方向」寫明與題目中，就是錯誤引導？至於材料片面，題目亦有寫明「就你所知作答」要求考生結合平日所學，並無不可。那麼，這道題目的根本問題出在哪裏？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於周日（5月17日）在教育局網站撰寫《歷史教育所為何事》一文，指出「一些牽涉大是大非的題目，例如侵略、屠殺、種族清洗等，完全不應引導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討論其正面價值，也不可能有國家會放在課本，甚至試題中讓學生討論其利弊，這是基於人類良知的共識，也是學生對承受慘痛經歷民眾同理心的教育」。對於有人嘗試把試題合理化為「開放題目」，她不但批評這是「完全失焦的詭辯」，更質問「接受外國的援助和被外國侵略是否可以說成是可互相量度、互相比較、互相抵消的『利』和『弊』?」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東亞經濟史博士生梁明德則認為，拋開民族情感，考評局所出題目之所以「不及格」，在於其中反映出的「過時的史觀」。首先，無論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的問法，都是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一種「總決算式」的思維。它固然可以對個別事件進行利弊判斷，但並不適合評價宏觀歷史。何謂二元對立？即是非好即壞，非此即彼，以及利弊衡量。比如，「宋朝是好是壞」，如何決算？相對什麼？回到題目本身，題中「中國和日本，1900-45年」點名考察寬廣而又繁雜的大歷史，卻又要求考生進行利弊衡量，實際上是在鼓勵一種歷史的極過度簡化（Reductionism）——這本身已經違反了歷史，甚至是 「非歷史的」（Ahistorical）。
其次，問題的行動主體不明確。考題似乎在將「中國」和「日本」變成兩個有意識的主體，能對彼此產生利弊。梁明德指出，這是一種把政府——具體來說是極少數執政精英——等同於全國的史觀。這種做法抹掉了日本複雜的社會各黨派、各階層對中國的不同看法和應對，同樣反映出考題對歷史的過度簡化。他認為，假如考評局所問的是 「1900-45年，日本統治階層對中國是否利大於弊」，會是一條更有意義、且符合史觀準則的問題。
第三，這道題目亦存在斷代不嚴謹的問題。DSE歷史課程的考試範圍從1900年始，出題人便簡單劃定了1900-1945年這一階段出題，梁明德認為，這一做法既懶且不符合歷史學。所謂「斷代」，是指歷史學中限定一定研究時段的始末年份，而歷史學者對此非常審慎，忌諱武斷的斷代。在他看來，如果要全面地考察近代中日關係，往前到1895年日本打敗中國並將洋務運動成果沉於黃海底，往後至戰後日本借款給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建設，都應涵蓋其中。而從歷史課程到DSE考試的一刀切，無疑才是在錯誤引導考生建立不嚴謹的歷史觀。
有些人認為，類似的題型在中史及歷史科當中並不罕見，又指凡是修讀該科的學生，不可能沒有接觸過「日本侵華」的課程，故必然懂得在1900至1945年間日本對中國所為並非「利多於弊」；也有人表示，公開試的功能本身就和教學宗旨有一定分別，前者在於透過公平公正的機制評估考生的學識和技能，以區分不同水平，而非培養價值觀的平台。
然而，誠如梁明德的拷問——如果歷史科所教的東西跟真正歷史學毫無關係，學生甚至要操練扭曲歷史方法論和歷史觀的考題才能得分，那麼高中歷史課又如何成為大學及以後歷史訓練的基礎？如果教錯的東西也不成問題，只需答（錯誤的）題目的技巧，這樣的教育真的是我們想要的教育嗎？
早在歷史科題目爆發爭議之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就曾表示，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上述康陳翠華的文章也指，歷史教學材料及教科書必須清楚和準確交代史實，並且讓學生在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時，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及歸屬感。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班塗豐恩則撰文指出，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教育應該跳出國家的視角，以開闊視野認識鄰人，而歷史教育應當以培養世界公民為目標，培養批判思考、普世價值，與人類社會共通的命運以及被掩蓋被忽略的視野。
試題激起的千重浪，或許正是反思的契機——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歷史教育？我們又想培養擁有什麼史觀的香港下一代，方能應對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一國兩制」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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