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深度】檢疫漏洞急需「智慧」打救
新型冠狀肺炎病毒持續肆虐，由2月8日開始強制檢疫內地入境人士後，截至3月8日的一個月內，已有23552人接受強制檢疫，當中有703人入住酒店，其餘都是家居隔離，涉及逾1.2萬個居所地址。隨著確診及受檢疫人數的飆升，民眾的恐慌程度有增無減，但這套是是旦旦的「佛系隔離」卻漏洞百出，有人漏報檢疫資料，有人在社區四出走動，而負責監控的部門卻一無所知。更匪夷所思的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日前才宣布，本周將透過AI及大數據等技術跟進受檢疫者的行蹤。姍姍來遲的科技防疫，既是指路燈，更是刻不容緩的警鐘。
這不禁令人疑惑，聲稱要打造「智慧城市」的香港，既有決心發出強制檢疫的指令，又願意消耗人力財力，為何卻未能及早利用科技的發展，促成令人放心的檢疫成效？
強制檢疫人士不屬「高危」
——馬虎行政只是表面
在強制檢疫下，衛生署一般會對從內地入境人士進行評估。對於未曾於確診患者有過密切接觸的、過去14天內未有到訪湖北、沒有任何病徵及通過體溫檢測的人士，將被界定為風險較低，可以自行在住所或酒店進行檢疫；至於風險較高者，則需要入住政府安排的檢疫中心。
特區政府原本打算引入「電子手環」以配合強制檢疫，但由於一開始只訂購了500個，在數量不足下，只能供給曾經到訪湖北的高危人士佩戴；而且，港府基於私隱問題，並沒有在電子手環安裝定位裝置，只是當手環被破壞或隔離人士已經離開住所一段距離後，有關裝置才會通知衛生署和警方。其餘被檢疫的低風險人士，則透過衛生署的突擊上訪、抽查致電或利用手機通訊程式的實時定位分享功能進行監測。
不過，衛生署似乎亦未能有效向社會傳達署方的檢疫和分流標準，不少人每天盯著檢疫大廈的更新信息，把檢疫人士與確診者混為一談；再者，從過去的新聞可見，不時傳出被檢疫人士突破防線在社區四處走動而相關職員完全後知後覺的新聞，令港人提心吊膽。根據衛生署的說法，若有人違反檢疫令擅離住所或拒絕聽從指示，有關部門將作出口頭警告、發出警告信，以及要求佩戴電子手環等；而截至2020年3月11日，署方共發出超過280封警告信。換言之，這一個月內，可能有數百名低風險的被檢疫者，曾經違反檢疫命令而外出活動；但是，署方卻沒有進一步披露這些被警告者的具體行蹤，也沒有提醒附近居民要怎樣增強警覺。
科技覺醒姍姍來遲
——既是指路燈更是警鐘
在沒有嚴密監測又沒有智能追蹤的情況下，接受檢疫的人士越來越多，市民亦一直人心惶惶。直到上月中旬，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才表示，已從海外訂購了5000個可棄置電子手環，預計3月初可以運抵香港，通過測試後就可投入使用。至上周日（3月8日），楊偉雄才透過網誌表示，當局將使用全新檢疫技術，即通過AI和大數據分析電訊網絡、WiFi、藍牙、GPS等，監測受檢疫人士是否身處家中，藉此追蹤疫情。另外，楊偉雄也終於公布，創科局將與發展局、地政總署、衞生署以及業界的智慧城市聯盟等合作，推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本地情況互動地圖」（Dashboard），讓公眾迅速了解疫情變化。
後知後覺的「科技抗疫」思維，與特區政府多年來在發展「智慧城市」時的得過且過如出一轍。早在2000年，港府和毗鄰的深圳都銳意發展創科時，提出「港深灣區」的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已經預言，香港創科可能一飛沖天也可能一敗塗地，因為香港是個買賣社會，向來缺乏廣闊視野、創科意識狹窄，而且特區政府體制僵化，只按舊本子辦事，根本未有「港人治港」的思維和魄力。後來，深圳搖身一變成為全國的創科龍頭，但香港卻一直停滯不前，直到2016年時任特首梁振英才於《施政報告》提出，要以九龍東為試點研究發展「智慧城市」；只是事後的「研究」工作一直以「龜速」慢行，港府至2017年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才公布《智慧城市藍圖》，而當中雖然提出要「擁抱創科，構建一個世界聞名、經濟蓬勃及優質生活的智慧香港」，可惜實質內容欠奉，直到2020年的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規模爆發的當下，仍然未能開放數據、整合資源以大幅提高防疫效果。
以政府的「電話檢疫」為例，不僅被詬病為形同虛設的表面功夫，還會消耗大量人力。這種無論什麼都指望消耗龐大人力財力來完成的古早思維，恐怕已落後於信息數據時代的浪潮。
鑑於特區政府的科技防疫漏洞百出，本地科創公司隨賞科技（Compathnion）研發出採用專利位置技術配合聲紋數據的手機應用程式「隔離易」，以優化防疫效果；該公司一再指出，政府在防疫監控上，絕不能只用以往慣常的思維，他們又盼望業界專業知識能被適時採用。
創科之重要性已毋須多言，現時香港所需要的，並不僅僅是創科項目的研發，更是一個完善的、系統的公共衛生平台，來高效、準確地處理危機，執行恆常工作。當然，在數字化進程中也會面對著法律及倫理的挑戰。其實，韓國、台灣及新加坡等地，都出現了同樣的擔憂，例如在疫情爆發之初，韓國政府便運用閉路電視、手機定位服務、交通卡紀錄等大數據，追蹤和公開感染人士在確診前14天的動向，這無可避免地引起私隱的擔憂，但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疫情的防控。平衡私隱與大數據的行政使用是一個永恆的課題，但建立真正有效的數字化行政平台，卻是刻不容緩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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