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專訪｜劉瀾昌論——為何改、誰來改、如何改？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要求香港改革之後，社會現正觀望行政長官李家超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會否提出全面改革藍圖。「這份《施政報告》的整個思路都要改變，起碼要以『改革』作為主線帶動施政，才能滿足中央治港的要求、滿足香港發展的要求、滿足市民希望過好日子的要求。」紫荊研究院研究員、資深時事評論員劉瀾昌認為，這不應是特首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而應是能夠帶領香港社會轉型的長遠規劃。他又建議借鑑國家改革經驗成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宏觀決策機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並由特首親自掛帥，成為統領香港改革的動力，而非淪為妨礙發展的阻力。
7月23日，夏寶龍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首次要求香港「銳意改革」、「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本地政壇開始有感中央加強推動香港識變應變求變，但陳茂波回港後卻避談「改革」，令一些資深建制人士諸如曾鈺成和譚耀宗等相當着急，擔心特區政府繼續以不變或小變應萬變。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劉瀾昌同樣如是，接受《香港01》專訪時直言：「中央對於香港改革的要求很強烈很迫切，正如（前特首）林鄭月娥當時不進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就無法連任一樣，如果港府再不改革的話，現任特首恐怕也很難連任。」
8月26日，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舉行首場宣講會後，行政長官李家超首次表明香港必須「勇於改革」，外界陸續寄望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全面改革藍圖。劉瀾昌也和《香港01》分享了他對於這一積極變化的觀察，認為特區政府已經明白中央要求，「但是難做，尤其是制度性、結構性、涉及利益的問題難做。」
劉瀾昌早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取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又曾任職多間香港傳媒，退休後仍然關注「一國兩制」事業和兩岸三地時局發展，目前是中觀研究所所長、紫荊研究院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根據他對香港深層矛盾和國家改革經驗的認識，他認為「改革」離不開「為何改」、「誰來改」、「如何改」這三大問題——對於「為何改」，劉瀾昌強調香港之所以需要改革，並非因為國家持續深化改革而改，也非因為中央要求香港改革而改，而是因為香港本身就累積了不少問題：「國安問題基本解決了，香港重點不在那裏了，港府不應該經常掛在嘴邊，反而應該通過改革解決內部的基本矛盾。」
那麼，香港的基本矛盾是什麼？劉瀾昌列舉了最重要的三項，也是香港改革必須直面的三項。首先，「香港經濟生產力的水平，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和市民對於生活的美好期盼，是無法適應的，是存在缺陷的，是相互矛盾的。」坊間每每論及有關問題，總會被扣上「唱衰香港」的帽子，然而，儘管香港底子深厚，但發展力並不如前也是事實。例如，在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GDP相當接近，分別是2.73萬美元和2.64萬美元；在2023年，土地只有香港六成而人口只有香港七成的新加坡，人均GDP已經達到8.47萬美元，是香港的1.7倍，而且兩地GDP總量差距已經擴大到1,178億美元。「你土地比人家大，人口比人家多，你還背靠這麼強大的祖國，但你的GDP怎麼會跟人家差那麼多？看到這些數字，我很痛切地感受到香港的落後！我們真的很需要向前進！」劉瀾昌忍不住問。
其次，「是貧富之間的矛盾，香港以前就面對這個問題，但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貧富矛盾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劉瀾昌提到，這種矛盾正是近年香港深陷政治化漩渦的根源。例如，不少年輕人之所以採取越來越極端的抗爭方式，就是因為他們不滿現有的財富分配機制、希望香港能夠實現更加公平正義的良政善治，不料卻被別有用心人士藉着「普選」問題煽動民粹、炒作分離主義。新論壇和新青年論壇曾於2018年發表《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將1987年至2017年的大學畢業生以每5年一個世代進行比較，結果很好地說明了兩大問題：其一，扣除通脹之後，他們的月入中位數從20,231元減少至19,193元；其二，高技術勞工崗位的增長量，越來越落後於大學學歷勞工的增長量；而從事低技術工作的大學學歷勞工佔比，卻有強勁的增長勢頭。劉瀾昌指出：「年輕人的生活狀態不好，沒有好的工作，沒有上樓機會，所以他們對港府不滿、對中央不滿。」
第三，「是特區政府的高薪低能（高薪水低效能），公務員和官員的薪水排在世界前列水平，但整體施政表現能否讓香港市民滿意呢？這個落差就形成一種矛盾。」——相較於大學畢業生的高學歷低薪酬，領取公帑的特區管治團隊確實是另一番光景——在2023/2024年度，公務員薪酬及有關開支總額為1,562億元，佔政府經營開支的25.98%；在17.24萬名公務員當中，有1,363人領取首長級或同等薪級的薪酬，即月薪由16.39萬元至33.01萬元，另有10.78萬名公務員，月薪介乎14,280元至14.71萬元。至於包括行政長官和司局長在內的政治委任官員，就更不用說了。「為什麼不敢出聲回應『改革』？就是因為改革將會改到他們頭上。」劉瀾昌認為，特區管治架構的三大弊端，是未來香港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缺乏宏觀決策思維，二是重視程序輕視效能，三是未能妥善調和不同群體利益。
「香港最重要的改革，一定是對於管治團隊的改革。」劉瀾昌由此帶出「誰來改」這個問題。在他看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責無旁貸，「之前夏主任強調特區政府需要承擔治理香港的主體責任，就是一種督促；但中央也認識到，『港人治港』是非常理想的境界，實際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為港府對外無法對抗地緣政治的影響，對內無力抵擋幾大財團的壓力。」因此，改革動力將有三方來源：一是中央政府對於特區實現良政善治的要求，二是基層百姓對於生活的不滿和中小企業對於發展的訴求，三是特區政府的改革意識和政治自覺，「如果港府無法在改革當中扮演『動力』，就會變成香港發展的『阻力』。」
劉瀾昌特別提到，特首尤其需要在10月16日發表的《施政報告》回應有關期望和責任：「這份《施政報告》的整個思路都要改變，起碼要以『改革』作為主線帶動施政，才能滿足中央治港的要求、滿足香港發展的要求、滿足市民希望過好日子的要求。」他也一再提醒，這不應是特首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而應是能夠帶領香港社會轉型的長遠規劃。
具體而言，「如何改」呢？劉瀾昌建議，借鑑國家改革經驗，成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宏觀決策機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並由特首親自掛帥，統合財政司及相關決策部門和特首政策組，研究並制定香港發展的「頂層設計」方案，將土地、人口、產業、重大基建工程等等範疇納入其中，並由現有的「發展局」作為「港式發改委」的執行機構。
早在今年2月，劉瀾昌已於《紫荊論壇》發表〈設立港式「發改委」是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可行之舉〉一文，指出「每每到了香港發展的關鍵時刻，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就非常頑固地冒頭，極力維護既有利益而罔顧香港的整體利益。一些似是而非的混亂思想也紛紛出籠，嚴峻地考驗特區政府的遠見和定力」，「客觀而言，目前政府在與『利益固化』問題的博弈中，往往處於弱勢地位，這固然受到內外經濟環境的左右，同時也與香港從前受港英政府影響，延續了舊體制和施政理念的弱點與短板有關」，因此有必要建立「港式發改委」、實現新發展。他又提到，港式發改委應該與國家、廣東省、深圳市的發改委理順關係，而且香港應該服從中央大局，藉助中央宏觀決策能力，與內地周邊地區協同發展。
一般所說的「發改委」，是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即國務院轄下負責研究擬訂經濟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發改委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計委），主責綜合經濟管理；後於199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發計委），制定發展戰略；再於2003年改組成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進一步強化宏觀決策職責。
不過，談及「國家發改委」，其實不得不提到其所對應的更高層級的中共中央議事協調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深改委），即前身是於2013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領導，負責相關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佈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下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與中共最高智囊機構「中央政策研究室」同屬一塊牌子。過去11年來，中央深改委召開72次會議，審議通過超過600份改革文件，指引各方面出台3,000多項改革方案。這套「改革方法論」，既尊重首創精神，堅持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結合，又注重系統集成，堅持以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相推進，才能確保改革精準落地。
劉瀾昌認為，香港亟待跟上中央步伐，透過「港式發改委」做好「宏觀決策」和「頂層設計」。他又以早於前特首林鄭月娥任內提出但至今仍然未能順利展開填海工程的「明日大嶼願景」為例指出，該計劃明明能夠緩解本港缺地困局，可惜遭到既得利益集團阻撓，導致主責官員猶豫不決。劉瀾昌重申，「改革就是如何處理利益的問題。國家的改革，是能夠照顧既得利益的，讓他們保持一定利益，並且將落後的人們拉上來」，「香港的改革也不是要打倒地產商，是要使得地產商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相契合」，而「港式發改委」正正應該以社會利益最大化為依歸，重新調和整個利益結構，讓人人共享發展繁榮。
對特區政府而言，也許已經推出很多改革舉措，例如以簡約公屋「告別劏房」、以盛事經濟發展旅業、以的士車隊改善出行服務。不過，劉瀾昌表示，儘管不能否認特區政府有在做事，「甚至可以說是很積極，但那些只是邊邊角角的事情，不是關鍵性的，也沒有針對結構性的矛盾，所以不能稱之為『改革』。」至於現屆政府應否效法上屆政府發起以「香港要改革」為主題的「社會大辯論」，從而凝聚改革共識？劉瀾昌認為，無論什麼形式，港府都應該發揮主導作用，讓各界參與討論形成改革合力，但萬萬不能以「大辯論」為藉口，把問題推給外界，或者以此拖延時間。「從香港當下的言論來看，以前那種多元的聲音，確實減弱了。但其實不同的意見，只要合法，都應該讓大家表達。」劉瀾昌提醒，國家需要香港保持「一國兩制」特色，治港者們不需要把香港變成內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