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問】美國鷹派的中國政策：只脱不顧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年有餘，十數輪的高級別洽談、兩次「習特會」，依舊未能終止「硝煙」。即使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於近期簽署，也不能排除兩國再起糾紛的可能。
需要認知到的是，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衝突愈發激烈的一個維度，中美關係結構持續發生轉型，近年來尤其凸顯，無論是貿易戰、兩國金融科技較量、情報糾紛、國際輿論對壘，還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事務的干涉及指摘，這一系列表徵性事件，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乃至數十年內持續爆發，而未來數月也將新聞不斷。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盤綜錯節的中美關係，予以較為完整的框架性評述。
《香港01》以8篇文章陳述我們對中美關係結構性轉變的核心判斷，此為第七篇。
【中美之問】系列
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發起對中國發起關税貿易戰以來，美國國內政客和學者當中不斷有人提議對美中關係「脱鈎」（decoupling），主流媒體也充斥着兩國文明衝突、新冷戰等論調。一直遊走於中美之間擔任遊說角色的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將之形容為令人擔憂的「經濟鐵幕」。而通過貿易戰衍生出來的貨幣戰和科技戰來看，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脱鈎」似乎是美國尋求的一個政策選項，而且毫不顧及這種選項所導致的後果。
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和中國達成階段性貿易協議，加大彼此在經貿層面的互相依存度，另一方面則在國內右翼保守勢力的推波助瀾下，尋求和中國在科技領域的「脱鈎」。美國眾議院12月17日通過的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甚至提出在2035年美國要徹底實現同中國稀土的「脱鈎」。按照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12月4日在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話說，美中兩國在科技領域的「脱鈎」正在變為現實。
其實，這種脱鈎言論背後反映了中美兩國一直存在的結構矛盾與衝突。之所以現在上升到了主流輿論、甚至政策選項的層面，主要是因為美國政界當下對管控美中關係缺少興致、耐心和方案，「脱鈎」而不顧後果，正日趨成為主流。
那麼，是什麼促使美國毫不顧忌地脱鈎？
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國內政治的原因。特朗普只顧選舉利益，民粹和反全球化選民也促使他做出「政治正確」選擇，並且以冷戰思維看待中國，將內部問題一味地追究於中國，指控中國對美經濟掠奪、盜竊產權等。特朗普甚至喊出了美國重建了中國的口號。就連美國反對黨民主黨少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似乎也不忌憚這種脱鈎，附和特朗普說，中國更需要、更離不開美國。
歷屆美國總統，第一任期一般都以內政、拼經濟為主，第二任期才會在外交上毫無顧忌地發力。但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前任們有所不同，接連不斷的憲政危機，包括通俄門和通烏門，以及他個人家族利益衝突、競選違規等爭議，都讓他的第一個任期很不平靜。加上他又是一個好大喜功之人，容不得內政弊端被無限放大，自然會將視線轉向外部，最大的目標就是中國。
而且，特朗普上台之後就將心思放在了連任上面。既然他能夠借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勝選，那麼他兑現承諾、和中國打貿易戰，自然也能鞏固選民基礎。其周圍的極端右翼藉機推動的對華「脱鈎」選項，其實也符合他「美國優先」的口號。所以，從個人利益層面出發，特朗普策略上會更注重國內，從而犧牲外交層面中國利益。
另一方面則是意識形態和文化、歷史層面，美國認定自身制度和價值觀的普適性，不接受持有和自己不同制度和價值觀的中國，難以做到「和而不同」或「求同存異」（Agree to disagree）。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就逐漸將戰略目標轉向了中俄。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中俄都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或者威脅。到了特朗普時期，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戰略挑戰反而超過了俄羅斯。為此，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建議特朗普聯俄應對中國挑戰。只不過通俄門醜聞和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爭議讓這一政策建議很難付諸執行。
特朗普上台後的貿易戰和科技戰以及近年來美國聯合盟友關閉孔子學院做法就能體現它們對中國影響力的一種不安感，生怕中國對美輸出異於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兩次冷戰式的演講，基本上將中國製度和意識形態放到了和美國的對立面。
美國這種基於意識形態歧視對中國的總判定是錯的，評估必然存在偏差。即便是西方歷史上較難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國自認為繼承的是勝利者的地位，認為自己定能「勝」過中國。所以美國從來不顧忌中美關係的舒適度，不但封殺中國企業，逮捕中國企業高管，而且聯合盟友抵制中國技術，甚至不惜將自己被孤立於國際社會。
再比如，「強而必霸」這是一種對中國的錯估。表面上看，它符合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定性，但實際上是對自己霸權的一種掩飾。但政治正確要求他們不會過早認同和接受中國崛起，甚至堅持認定中國「強而必霸」，選擇和中國對抗。但對抗時間不會持續太長，因為中國都已崛起並在持續崛起，這是美國遲早要接受的事實。
另個一評估失誤就是以點帶面地看問題。比如，美國「脱鈎論者」認為，美國對華接觸政策（engagement）未能迎來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反而看到中國「人權記錄的惡化」。美國應該將中國視為威脅。但美國著名媒體人、CNN欄目製作人兼主持、《時代雜誌》主編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外交雜誌》2020第一期的一篇文章中說，事實上，很少有美國官員會真的認為接觸政策定會讓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這只是他們的一種期望。而實際上他們關注的焦點一直在於緩衝中國的對外行為。在這一點，美國的「接觸和遏制並行」政策算是成功的。
美國「脱不了鈎」
對於美國而言，脱鈎選項並無新意。正如扎卡利亞在該文章所說，脱鈎論的一個謬誤之處在於，過去四十年間，美國並非沒有采取過類似於脱鈎的舉措，對華採取的絕非只是純粹的接觸政策，而是遏制（deterrence）和接觸並存，是為對沖（hedging）。這種集接觸和遏制的對華制衡戰略，兩黨總統都延續了下來。
比如，上世紀90年代，美國縮減軍事預算和軍隊數量並關閉全球數個基地，唯獨排除了亞洲，並在亞洲駐軍10萬防範中國。其中包括持續對台灣出售武器。小布殊（George W. Bush）上台後借印度制衡中國。奧巴馬（Barack Obama）上台後宣布重返亞太，包括同越南拉近軍事關係、力推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及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都是這種制衡戰略的體現。
美國有人說，這種「防範」中國的戰略失敗了。扎卡利亞認為不然。他提到，相比毛時代的中國，現在的中國更負責任，而且有國際擔當，是國際體系的投入者和支撐者。
另一方面，就連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及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的美國政治學家裴敏欣也認為，美國同中國脱鈎很難。
他12月6日一篇文章提到，美國要想和中國脱鈎，難在盟友不脱，而且說服盟友脱更難，除非北京在新疆、香港等議題上決策失誤導致盟友倒向美國。如果歐盟和日本等盟友不和中國脱鈎，美國的脱鈎就不會奏效。裴敏欣認為，美國要想脱鈎，就要有一個脱鈎戰略，不但要將盟友視為真正朋友，而且也給與他們一定的經濟上的好處，以彌補它們和中國脱鈎的損失。美國也要在道德層面在全球氣候問題上重拾道義上的領導力。但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不可能做到這些。
美國要承認中國的一席之地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自然會尋求對其生存和發展環境更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正如扎卡利亞所說，如果美國將中國嘗試這樣做的每一步都視為危險行為，那麼美國必然會自然而然地站在國際生活的對立面，從而掉入修斯底德陷阱。而今日的中國絕非昔日的蘇聯，美國若和中國打冷戰，不但時間會持續更長，而且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而且結果更具不確定性。
扎卡利亞認為，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的挑戰應該是對中國與日俱增的影響力界定和接納一個「可容忍區」，為北京行為劃定界限。這樣北京一旦跨越界線，西方的反應也會有可信度。西方要給予中國一席之地、融入國際決策當中，否則中國只會自由、單方面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的架構和體系。中國崛起成為全球大國是國際體系最重要的新要素。
佐利克12月也有類似的警告。他提到，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可能將北京推向一個與美國利益衝突且有着非常不同規則的平行體系。白宮方面與中國「不斷對抗的思維方式」沒有什麼效果，而且是建立在錯誤的推論上的。美中對抗將造成不可計數的代價和危險。
可惜的是，至少當下情況是諸如扎卡利亞和裴敏欣這類的觀點在美國政壇已被邊緣化。這也就意味着，如果想要避免中美兩國進一步滑向衝突，那麼當美國政客「只脱不顧」，北京所需承擔的工作，也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