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問】互惠vs衝突：中美關係的一體兩面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年有餘，十數輪的高級別洽談、兩次「習特會」，依舊未能終止「硝煙」。即使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於近期簽署，也不能排除兩國再起糾紛的可能。
需要認知到的是，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衝突愈發激烈的一個維度，中美關係結構持續發生轉型，近年來尤其凸顯，無論是貿易戰、兩國金融科技情報糾紛、國際輿論對壘，還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事務的干涉及指摘，這一系列表徵性事件，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內持續爆發，而未來數月也將新聞不斷。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盤綜錯節的中美關係，予以較為完整的框架性評述。《香港01》將以8篇文章陳述我們對中美關係結構性轉變的核心判斷，此為第四篇。
自從中美兩國政府12月13日對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進行高調宣講之後，無論是在2019聖誕節又或是2020年1月25日的中國新年之前正式簽署，都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但不管是中美政府官宣之前的最後一刻，又或是官宣之後的現在，對於兩國究竟能否順利簽署？簽署了又會怎樣？外界一直都有普遍的疑問。畢竟兩國撕毀協議的戲碼在2019年5月也曾上演，特朗普對他國出爾反爾的案例也早就屢見不鮮。
關於第一階段協議的兩個問題
對於「兩國能否順利簽署」這個問題，外界是不需要過慮的。這次中美都有必須盡快簽署第一階段協議的必要，這是基於兩國根本的政治面考量所決定，早在2019年7月「上海會談」之後，這種就一定抵定，此後數月便一直在為協議細節及文本的具體措辭騰挪政治空間，總有阻礙，也已經通過當下這種「分階段、逐步處理」的方式獲得了解決的方式，只待兩國在未來數月乃至數年內循徑而進。之所以要在此時官宣，是因為兩國都迫切需要趕在重要節日假期之前，為各自市場注入一劑定心丸，哪怕只有暫時的安慰效果，而趕在12月15日關稅進一步加徵的原計劃之前官宣，效果頗佳。
這也就意味着，「簽署了又會怎樣」的問題才是重點。
沒錯，兩國的貿易談判還會耗時「數月乃至數年」，在這段時間內，兩國會將第一階段協議以外的談判內容繼續拆分成幾部分，每隔數月便推出一份「第X階段協議」。這一方面是因為兩國當下的分歧過多，若籠統解決則需耗費太長時間，而兩國的政治及市場心態並沒有那麼多耐心，也沒有那麼堅強。另一方面也同樣是因為兩國當下分歧過多，將所有領域的談判一併提出會遭遇太多國內壓力，尤其是美國這邊。
不過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將協議拉長對中國而言還有另一個好處：藉着不斷的談判與美方保持接觸，並以不卑不亢的姿態、適當且適時的讓利、以及對白宮有利的包裝，鞏固中美關係之間「互惠互利」的元素，管控「矛盾衝突」的元素，從而在當下中美雙邊關係異常動蕩的時期裏，維繫兩國關係之穩定——對北京而言，這才應是此次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乃至整個中美談判的主要目標。
相生相剋：中美關係的兩面性
在【中美之問】系列此前的文章中，我們提出「不要總為中美貼標籤」的倡議，以及「中美可以逾越修昔底德陷阱之三個理由」的觀點，之所以我們不認同外界以「修昔底德陷阱」這種概念理解中美關係，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因為這層「互惠互利」的共生關係。
中美關係的本質是相生相剋的，既有「互惠互利」，亦有「矛盾衝突」，所以才會「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壞也壞不到哪裏去」，這與歷史上以往任何「大國關係」都不同，所有歷史上的前例都沒有今天中美這般緊密的經貿、社會、科技交織。
德國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提出「辯證法」，認為自然、歷史、精神的萬物皆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之中的，唯有以這種思路才能辯證地認識世界。而中國更是古來便有「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的「陰陽」之說。無論是黑格爾還是道家哲理，對於理解中美關係都有極大的參考意義。中美之間本就是既有「相對性」，又有「互補性」。這兩個因素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都不能被輕視。
在「矛盾衝突」和「互惠互利」之間，中美既有矛盾，又想避免矛盾；既得到利益，也有所受損；兩國社會的各個群體，都直接或間接地從中美關係中獲益，同時又都直接或間接地從兩國關係中受損；這種相生相剋的結合體關係，才是中美關係最核心的本質。若是「矛盾衝突」的因素高於「相互利益」，那麼兩國的紛爭、摩擦和敵意就會增加，反之亦然。
中美關係的幾個階段
1940年代國共內戰末期，中美「相互利益」的因素在於白宮希望維護美國在中國乃至在亞洲的經貿政治利益，中共也希望為即將建立的新政權營造更為友善的國際氛圍，並爭取美國市場、資金及技術。在此背景下，白宮與中共通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密切接觸，試圖構建外交關係。然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最終凌駕於中美互惠利益之上，且美國彼時的焦點也並不在亞太地區，以至於中共政權最終只得選擇「一邊倒」，中美關係該狀態並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
若是「矛盾衝突」的因素高於「相互利益」，那麼兩國的紛爭、摩擦和敵意就會增加，反之亦然。
然而放眼1978年到2000年，中美之間既在戰略上有已存在數年的抗衡蘇聯的戰略共通點，又隨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決議，令兩國在經貿領域有了廣而深的契合空間。這一階段的兩國「矛盾衝突」僅存於意識形態及制度差異，是相對次要的，乃至縱然因「六四事件」而一度被放大，卻又在「重要的是經濟」的克林頓（Bill Clinton）時代重新回到「互惠互利」為大的基本面。
到了2000到2008年間，中美在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衝突」因素依舊存在，經貿合作方面的「互惠互利」因素也有所加強，但「共同敵人蘇聯」的消失，乃至中國國力的增強，都令兩國關係之間平添了一定戰略猜忌。這種情況當時的徵兆是：中國希望「和而不同」，在保持制度差異的同時，繼續發展經貿關係，並可為此而「韜光養晦」。美國則開始出現對華政策的不同聲音，共和黨2000年政綱提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合作夥伴」，對華態度轉為遏制與接觸並行，民主黨則主張繼續與中國接觸，雖然也關注中國人權民主問題，但同時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整體而言，這段時期的「互惠互利」因素還是壓過了「矛盾衝突」的。
2008年以後，中美關係的天秤進一步倒向「矛盾衝突」一方。美國愈來愈多的人認為，自己從中美關係中所獲益處，要少於他們所承擔的害處。這當中有一些是人們對美國國內經濟問題的錯誤歸咎，認為美國自身經濟結構問題的源頭在於「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工作」，認為美國企業既往在華營利方式，有損美國保持技術優勢等等。無論如何解釋，當時的情況便是「矛盾衝突」開始壓過「互惠互利」，其在現實中的徵兆包括：美國重返亞太，加大對華遏制，共和黨對華態度全面鷹化，民主黨對華態度也步入內部分歧。
而在最近幾年，中美綜合國力差距進一步縮小，中國發展階段決定其愈發走向世界，握有愈來愈多的規則制定權，中國企業在各產業逐漸形成優勢地位，乃至在部分產業形成絕對領先地位，美國方面的經濟分配問題依舊，面對全球化時進程時的社會治理短板，也造就了一系列民粹盛起的情況，其結果便是中美「矛盾衝突」因素明顯蓋過「互惠互利」。特朗普2017年上台，並於2018年發起對華貿易戰便是標誌性節點，兩國自此進入新階段，摩擦愈發頻繁，愈發激烈，乃至「中美難逃一戰」的說法變得不再那麼危言聳聽。
這是中美的基本盤。「矛盾衝突」與「互惠互利」這兩個因素從來都一直存在於中美關係裏，只是不斷變換主次，並且裏外共振地共同發揮着作用，產生出多層聯繫性關係的中美大格局。
在此邏輯下，再看回此次中美貿易談判，便可以發現此第一階段協議實則是「互惠互利」因素得以被彰顯的案例。在此第一階段協議中，北京僅需付出購買商品和落實原本就有需推行的改革，便可達成維穩中美關係的重要任務；而美國需要做的，除了修訂被白宮濫用的「301條款」，不再出爾反爾，也就僅需要同意逐步撤回已加徵關稅，卻能夠為美國農夫贏來大筆訂單，為特朗普爭取到一大外交成績。
這還只是第一階段的成果。若兩國能夠繼續以這種尋求共識的方式談判，乃至逐步將這種理性交涉方式拓展到其他更難解決的分歧，那麼「互惠互利」的一面終會重新蓋過「矛盾衝突」，儘管這將是一個艱難，乃至可能耗時十數年、數十年的漫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