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問】篤信「真理」的美國人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年有餘，十數輪的高級別洽談、兩次「習特會」，依舊未能終止「硝煙」。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將於近期簽署，但這也不能排除兩國再起糾紛的可能。
需要認知到的是，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衝突愈發激烈的一個維度，中美關係結構持續發生轉型，近年來尤其凸顯，無論是貿易戰、兩國金融科技情報糾紛、國際輿論對壘，還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事務的干涉及指摘，這一系列表徵性事件，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內持續爆發，而未來數月也將新聞不斷。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盤綜錯節的中美關係，予以較為完整的框架性評述。《香港01》將以8篇文章陳述我們對中美關係結構性轉變的核心判斷，此為第六篇。
【中美之問】系列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達成讓兩國在12月15日相互進一步加徵關税的計劃得以暫停，並開始了對已加徵關税的回撤進程，為後續談判提供了良好開端。貿易戰打了一年多，縱然未來仍有變動的可能，第一階段協議的簽署也讓雙方有了暫時喘息的機會。
中美貿易雖在貿易問題上暫時停戰，在其他問題上卻並沒有和解。此前12月13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舉行的國際事務與中國外交年會上發表講話時稱，美國利用多個不同的國際場合來誹謗中國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以及與其他國家的互利合作，並以各種毫無根據的罪行指控中國。
美國在各個場合對中國相關問題和制度進行批判並非新鮮事。比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便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中的批華急先鋒之一，時常在各大公開場合批判中共，一時指責中國政府「壓迫」宗教與少數民族人士，一時又聲稱「中國政府會毫不猶豫地利用華為設備竊取敏感數據」，還敦促東盟公開反對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指責中國在南海對鄰國進行「恫嚇」。
除了蓬佩奧，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也是對中國各項事務橫加指責的「常客」。最近的一次是彭斯10月24日在華府智庫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舉辦的首屆弗雷德‧馬勒克公共服務領袖講座（Frederic V. Malek Public Service Leadership Lecture）上，發表第二次涉中國政策重大演說，針對台灣、香港、新疆、人權、貿易等議題批評了中國政府。
美國政府也在近段時間先後通過了《台灣法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美國政界在各項問題之上如此針對中國，究其原因，除了中美戰略博弈及美國政治因素所致，也確源於美國政客乃至整個社會對真理的篤信。
人們的宗教和政治制度是有同源性的，宗教信仰與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密切相連，在一系列核心政治理念中，都可以看到一個文明的宗教信仰之影響力，在美國尤其如此。
《約翰福音》14章6節寫到「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沒有人可以到父那裏去」，類似的言語，在聖經中不止一次的出現。這種認為「真神只有一個，而假基督、假先知卻有萬千」的基督教信仰觀，從根本上影響着美國乃至歐洲文明的世界觀。追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縱然可以接受與抱持不同信仰的人共處，卻也打從心底裏認為對方是「錯」的，而不僅僅是「與自己不同」。而對新教徒（Protestants）而言，更有必要傳講福音，以免對方因自身罪惡未得耶穌寶血洗淨而墜入地獄。
誠然，宗教與政治制度有明顯分別，歐美各國也早就完成了政教分離，但是宗教的核心信仰以及其價值觀卻是無法從社會組織架構中分割開來的。而縱使過去數百年間基督教價值觀對歐美社會的影響力日減，卻依舊無法改變人們思維上對「真理」的篤信。
在這套價值觀體系之下，只要我認定我是正確的，那也就必然證明異於自己價值觀的體系是錯的，敵意與衝突也就很容易隨之而生。縱使西方文化因經歷了太多因意見不同而引發的戰爭和代價，因此有了「agree to disagree」（類似於伏爾泰「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表述）的政治正確，但這也只是面臨必然存在的分歧時的一種權宜之策，所體現的是逼不得已的妥協。
相較之下，在中國人所承繼的文明中，人們更接受的是「和而不同」，體現在當代中國外交則是「擱置分歧，尋求合作」。縱使中國歷史上也充滿了各種以強權凌於他人之上的例子，但「和而不同」卻一直是中國的政治正確，這與西方「agree to disagree」的政治正確有着本質區別。
當然，這些都是潛移默化的價值觀，決定一國之政策的既有這類價值觀因素，亦有現實的政治考量。人們當下需要意識到的是，當西方面對在文化、信仰、制度、政綱、處事方式皆全然迥異於自己的國家時，即使能夠理性地擱置爭議尋求合作，可一旦處於衝突期，便很容易萌生「他與我不同，所以他是錯的，我要改變他」等想法。
自中世紀時期遭遇伊斯蘭文明之後，中國是西方文明所遭遇的第二個大「異類」。而且伊斯蘭文明至少也還有類似的「篤信真理只有一個」的價值觀，中國則是全然迥異的一套價值體系。自西方文明數百年前成為世界規則的制定者以來，所遭遇的所有「異類」都是弱於自己的，而今日的中國則未必是那麼容易改變的。
對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整個西方文明而言，能否逾越這層認知上的難關，至少是能否尋得應對這種根本性分歧的解決方式，將會是影響深遠的挑戰。
不過，美方這種「篤信真理」的情況也並非沒有例外 。上文所述更多的是價值觀深處的邏輯。但是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亦有諸多其他因素，譬如利益的考量、人性的慾望與恐懼等等，因此，政策的落實並非總是取決於信仰、價值觀或道德。很多時候，這些「原則」亦會有所讓渡。
異常諷刺的是，這些或出於利益考量，或出於個人貪婪，或出於現實所需的因素，反而令「篤信真理」的情況有了例外，也恰恰是這些例外讓中美關係乃至中西文明的前景，多了一絲值得期許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