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問】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個理由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年有餘，十數輪的高級別洽談、兩次「習特會」，依舊未能終止「硝煙」。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將於近期簽署，但這也不能排除兩國再起糾紛的可能。
需要認知到的是，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衝突愈發激烈的一個維度，中美關係結構持續發生轉型，近年來尤其凸顯，無論是貿易戰、兩國金融科技情報糾紛、國際輿論對壘，還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事務的干涉及指摘，這一系列表徵性事件，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內持續爆發，而未來數月也將新聞不斷。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盤綜錯節的中美關係，予以較為完整的框架性評述。《香港01》將以8篇文章陳述我們對中美關係結構性轉變的核心判斷，此為第二篇。
【中美之問】系列
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將軍及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在其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這是「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彙的由來，意思也就是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必然挑戰既存大國，而既存大國也必然予以回應，使得兩者間必然發生戰爭。
這種論斷是否符合與中美？對此人們已經討論多年了。而自從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2017年出版的《註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再次提到這個論斷，國際輿論界的相關討論便隨之興起。由2018年5月正式開啟的「中美貿易戰」，以及逐漸爆發於各領域的中美摩擦，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之效。以至於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還專門在12月4日於美中貿委會年度晚宴的演講中強調「這世界上本無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圍繞中美關係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被熱議，這可以理解，畢竟這個詞彙是很好的噱頭，且中美關係確與「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狀況有可比之處。
之所以中美關係可類比於「修昔底德陷阱」，在於兩個原因。
其一，中美的結構性矛盾源於「老大」對崛起的「老二」之不信任和敵意。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必然尋求既有秩序的改變，而既存大國則是既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這與今日中美關係的情況是類似的。數十年間的國際既有秩序，是由北美、西歐及日本澳洲等國為主要構成體，以美國為絕對主導的政治、軍事、貿易、金融、科技網絡。中國自1970年代起逐步融入該「既有秩序」，然而卻一直是被動參與，缺乏制定和調整規則的權利。這在中國經濟體量僅佔全球1%時尚不覺得有問題，可是當中國坐擁15%的全球經濟體量，卻仍沒能在世貿組織（WTO）、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獲得對等的規則制定權，那麼該既有秩序必然會逐步失效，中國也會尋求更多的話語權。
從這個維度來講，中國就是那個尋求既有秩序改變的「外來者」，就是那個帶有修正主義傾向的新興崛起大國。
誕生於慾望和恐懼的產物
其二，中美摩擦頻發，並可類比「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個原因，源於美國保持自身領導地位的慾望，以及擔心失去自身領導地位的恐懼。這與當年英國德國之爭、西班牙英國之爭、斯巴達雅典之爭都是類似的，是原有戰略佈局、軍事、政治、經濟利益受到了挑戰，是「慾望和恐懼」相互摩擦所產生的結局。
中國經濟體量僅佔全球1%時，世界尚不覺得有問題，可是當中國坐擁15%的全球經濟體量，卻仍沒能在世貿組織（WTO）、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獲得對等的規則制定權，那麼該既有秩序必然會逐步失效。
今日的美國政治依然受權力博弈的思維所影響，無論是奧巴馬的「21世紀是美國世紀」或是特朗普的「讓美國再偉大」，以及他們的當選，都凸顯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對自己全球絕對領導權的執着，斷不能接受「美國並非當世最強大的國家」。這種對權柄的執着很容易演變成國家硬實力的衝突，包括軍事衝突在內。
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需要改變當下許多政界人物、媒體輿論界人士、乃至普通公民以權力博弈格局為主導的思維。
這在中國並非太大的問題，因為北京的決策者並不以這種思維制定中美外交政策，中央也對中國的對美政策有絕對話語權。美國則不然，一方面是華府的決策者很多仍相信「權力博弈」、執着於「美國第一」，另一方面美國社會也普遍抱持類似思維，且社會通過選舉和媒體輿論，對美國外交政策有相當影響力。在維持美中關係和平穩定這一維度，美國該現況實則是一種惡性循環。
中美必有一戰？
社會心理學有一個「防禦性溝通」（defensive communication）的概念，意思是當一個人主觀地認為，有外來者正帶來改變或威脅時，這個人會傾向於採取防禦式反擊，並常常伴隨衝突性意識。用該概念來形容今日之美國對華思維，是恰當的。
這也決定了中美至少在未來20-30年內都將處於結構衝突期——中國會尋求既有秩序的革新，而這必然需要以美國為首的各西方國家「交出部分規則制定權」，令美國相對實力受損，觸碰到美國的神經。
但是，中美終會邁過「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因為，「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在於「難逃一戰」的結局。可是今天中美之間不僅還難談「必有一戰」，便是連小規模軍事衝突都未曾發生，這不同於以往「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為什麼？理由有三。
理由一：經濟社會牽絆
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個理由，在於歷史上所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前例，都沒有今天中美這般緊密的交織。
二戰之後，世界各國迅速融入全球化進程，眾多傳統關係都被引入改變當中，且過去數十年的改變不過是全球化的初級階段，很大程度上還只是資本的全球化，當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國際經貿滲入到產業鏈的每一個層級，社會人文交流的壁壘被進一步打破，政治科技等方面都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全球化所帶來的改變當然有其「陣痛」，人們需要適應，但即便是今天的程度，也已經讓中美「互惠互利，難以割捨」，更何況以後呢？在這種共生關係之下，「敵」不再是敵，「我」也不僅僅是我，又如何開戰？
理由二：國際阻力
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二個理由，在於國際阻力。
在發生戰爭的歷史前例中，國際社會也大多事不關己，僅憑道義或血親關係而出面調停。而在今日這種全球政經佈局緊密相連的情況下，「在認識到分歧的同時以和平手段尋找共識」已經成為國際普遍接受的原則，即便是頻頻參與、發起戰爭的美國，至少在明面上也秉持着維護和平的口號。
各國積極維護和平的動力空前高漲，這不僅僅是出於政治正確和人道考量，更是因為今天世界各國都與中美密切交織，僅是中美貿易戰都已然令各方受損，何況進一步衝突？
理由三：沒有人想要戰爭
而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在於沒人想要戰爭。這不僅僅是因為兩個擁核大國之間的「共同毀滅原則」（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形成了有效的相互震懾，也不僅是因為現代戰爭的殺傷力讓人們找到了恐懼的新視角，更是因為一些更為細膩的社會因素。
首先，戰爭的目的永遠是政治利益，而今兩國交織過於深廣，戰爭已經無法帶來利益，又或者說，人民再也無法體會到這種政治利益，然而戰爭的社會經濟成本卻大幅增加，這又會轉化為政治損失。因此，今天中美之間沒有發起戰爭的政治理由。
再者，過往歷史上的早期帝國皆有強大的榮譽感，無論是「為了法國而戰」、「為了德意志而戰」、「為保大明而戰」、「為了大英帝國而戰」，這種榮譽感與各帝國是密切相連的，可是今天全球化之下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讓這種榮譽感變得愈發虛妄和不切實際。
先說美國本身。美國軍事佈局覆蓋全球，參加了二戰之後每一場世界主要戰爭，自越南戰爭起，軍事收縮的聲音便未曾間斷，伊拉克戰爭乃至阿富汗戰爭以來便更是如此。對人民而言，美國社會的共識便是不願再捲入戰爭，否則力推全球撤軍的特朗普也不會當選；而對軍人而言，軍人最怕的從來就不是人死身殘，而是找不到奮戰之意義，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可，而這正是美國軍人們當下面臨的困惑。
至於中國，今日之中國相較於美國，民族主義精神更為高漲，尤其是軍隊。與美國尋常百姓和軍人厭戰的情況不同，今日中國軍隊反而頗有鬥志，尤其是基層、中層與中高層，中共十八大之後的數年軍改，能否做到「戰之能勝」尚待實戰考驗，卻已經做到「揮之則來、來之能戰」。可是中國舉國上下都非常不願意發生戰爭，這是因為戰爭是一個賭局，會大概率為中國發展進程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阻礙中國發展。中國人懂得這種賭局的虛妄性，中共領導集體就更是如此。
再者，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當年一窮二白、無退可退的處境。窮的人「沒有什麼可再失去的」，而富裕的人更不願意打仗。
要區分的是，若是在台灣等問題上，中共和中國國民會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與他國打上一仗，但如果是因為國家主權遭侵犯以外的原因，譬如搶佔資源等等，則很難想象中國訴諸武力的可能。畢竟對中國文化而言，和氣才能生財，而「武」的意義，在於「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