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社論：對習近平「第五個現代化」的五點認識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周四（10月31日）在北京閉幕，會上聚焦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顯得十分宏大，但外界輿論對此反響較為冷淡，並未有太多解讀。事實上，這一理論是習近平在六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多維新聞》當時就在會後率先將之概括為「第五個現代化」。
《多維新聞》今天（4日）發表社論，對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作出解讀，以下為社論全文：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六年前結束不久，《多維新聞》就發表社論指出，習近平在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繼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是比器物層面的「四個現代化」更高層面的現代化，它是「形而上」的現代化，屬於政治現代化的範疇，是中共在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後必須完成的歷史答卷。

六年來，儘管這一概念在不斷發展，但它似乎並未引起太多重視。這是因為相對於反腐、改革、中共權力結構調整、中美貿易戰等更能引起輿論關注的熱點政治與經濟話題，「第五個現代化」是一個很悶的理論性話題，命題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內在性。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對它本來就沒有認識，當然就理解不了它的重要性。習近平雖然認識到了它的重要性，在六年前就提出這一施政目標，但在習治國理政的節奏裡，它還是一個需要時間來讓社會，尤其是讓中共黨內來加深認識並形成共識的命題。因此，在提出這一概念之後，習近平就把它「晾」在一邊，很有耐心的讓它在社會上、在中共黨內醞釀發酵，等待化蝶的合適時機。

縱使是習近平本人也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即過去幾百年以來，因為中西方之間的發展差距，在西方價值觀主導下，人們對現代化，尤其是政治現代化，已經形成了一套基於西方認知標準的概念體系，西方化已經成為現代化的化身。要破除這種認識很不容易，即便中國經由70年發展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改變了、並且正持續改變着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格局，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全面落後挨打形成的記憶，仍深刻地影響着人們對世界的認知。中國共產黨雖然提出了「四個自信」，但這種自信即便在中共自身也未能普遍建立，在具體的國家與社會治理中，執政黨官僚們失之自信的行為更是層出不窮。

經由六年造勢醞釀，十九屆四中全會終於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時機，讓我們來全面說清楚這一概念體系。對「第五個現代化」，可以從以下五個維度來建立認識。

第一，「第五個現代化」是政治意涵上的現代化，在本質上屬於政治現代化的範疇，相對於「形而下」的器物層面的「四個現代化」，就現代化層級來說，它屬於「形而上」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抽象地聚焦於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構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升，儘管在生活中看不見摸不着，但它又實實在在地存在於國家政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僅在宏觀上定義着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與社會發展水平，還具體而微地影響着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心情感受，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可以脫離它而孤立存在。這是我們認識這一概念的哲學前提。

第二，「第五個現代化」屬於政治現代化範疇，但它和台港、西方，以及中國自由派所認知的政治現代化完全是兩個事物，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現代化，而不是西方政治語境下的政治現代化，社會主義是這一現代化的政治靈魂。

長期以來，由於西方的強大及其對全球思想市場的壟斷，談到政治現代化，人們總是容易想到西方版本的政治現代化，一些深受西方價值觀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的人更是認為以選舉民主和三權分立為核心內容的西方政治才是人類政治現代化的正統和「歷史的終結」，任何改革只有愈來愈接近西方化才算政治現代化，否則就是政治倒退。當習近平六年前提出並由多維新聞概括提煉了「第五個現代化」這一概念後，有不少人就抱持了這樣一種期待，而四中全會公報對這一概念的論述就打破了這一想象，也因此而讓某些人有一種「圖窮匕見」的挫敗感。

四中全會公報從中國現行制度的「13個優勢」出發，提出的「13個堅持與維護」，無一不是建基於對現行制度的高度自信，並致力於對現行制度的堅持與維護。公報開宗明義表示「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凸顯了社會主義之於國家治理的基礎地位。公報還明確指出：「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具體內容上，公報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完善發展各方面制度體系的主要前置要求。比如，在領導制度上，要求「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確保「國家始終沿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在法治制度上，要求「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文化制度上，要求「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在經濟制度上，重申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民生制度上，公報也提出以社會主義價值為制度依歸。

這些論述說的非常明確，習近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就是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現代化。

第三，「第五個現代化」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現代化，而不是西方的政治現代化，「中國特色」是「第五個現代化」的民族與文化基因。

「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四中全會公報延續了近些年來中共日益重視傳統文化、歷史智慧的基調，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要以中華文化為根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優勢。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政治治理曾長期領先於世界的國家來說，在國家制度和治理上注重歷史傳承是非常有必要的做法。儘管中國傳統政治中有不少封建落後的東西，尤其是人治的官僚主義文化和專制暴力情愫至今仍在困擾着中共，在具體的國家治理實踐中更是產生了各種不可思議的問題——這也是其所以自我批判地提出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原因，但只要以理性的眼光審視，就不難發現傳統中國制度其實有諸多可資借鑑的積極因子和有益經驗。

任何制度設計與治理都不可能脫離於具體的歷史與文化而存在，尤其是像中國這樣具有數千年制度文明史的國家。不論是經世致用、民本和以德治國的思想資源，還是悠久的權力監察體系和「導民使言、兼聽納諫」的議政傳統，抑或日益得到知識界認可和發掘的、以選賢任能為精髓的古代人才選拔制度，只要與時俱進地創造性改造、善加利用，對於實現「第五個現代化」都大有助益。僅以郡縣制度、文官制度、科舉制度為例，這些在現代國家治理中早已「普世」的制度安排，不都閃爍着中國制度與治理歷史的古老光輝嗎？只不過它們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成分，並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地為這些古老制度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形式罷了。

事實上，中共自70年前草創國家制度以來，也一直在有意無意之間吸收傳統智慧，改革開放後更是主動向文化傳統回歸，借鑑古代有益經驗，古為今用，習近平今天更將傳統政治與文化放到了中共建政以來前所未有的位置，並且將傳統與馬列結合，作為中國制度設計與意識形態建構的主體構成。

在政治實踐的層面，近些年以來，不論是眼下仍在內耗撕裂的英國脫歐、美國政黨政治的極化還是西方政治現代化輸出到中東後造成的危機，也包括香港正爆發的嚴重騷亂，都說明西方版本的政治現代化日益暴露出深層治理困境。與之相對的是，中國因為異於西方的文化傳統、歷史遭遇和現實國情，自70年前便走上了另一條政治道路，建立了一套與本國現實相適應的治理體系。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不斷發展過程中，有力推動了整個國家的跨越式發展，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蹟。儘管今天中共還存在封建專制、人治的短板，政治現代化之路依舊任重道遠，四中會議亦坦承要到中共建政100年才能全面實現「第五個現代化」，但只要能大膽自我批判，通過深化改革來補齊短板，建立一套經得起實踐和人心檢驗的治理標準，提升制度的說服力和道德感召力，是有希望在西方版本的政治現代化之外，給人類政治社會發展提供另一種可能。

必須認識到，「第五個現代化」其實是在過去200多年西方長期引領、主導和定義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形成的政治現代化範本之外，樹立了政治現代化的中國範本，建立一套有別於西方的治理體系。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家與民族，也應該為人類社會的制度文明多元化提供一套不一樣的範本。

第四，以中國特色為民族基因的「第五個現代化」是開放、包容的現代化，不是封閉的現代化，也不是消滅異見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的開放與包容性，不僅應體現在國際上的不同制度文明和治理模式之間，也應該體現在中國的國家制度設計和治理過程中，應體現出真正的「自信」。

任何社會的政治現代化都不可能固步自封、與世隔絕，而是必須吸取人類社會一切有益政治經驗。畢竟，政治現代化的原始含義是指政治相較於過去變得更「令人滿意」、「有效率」，處於不斷改善進步過程中。換言之，只要能讓政治不斷進步的一切有益經驗，不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應本着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合理吸收。就中國來說，中國的文化與制度演變雖然在歷史上曾長期領先世界，但一直保持着一種開放性吸納態度，並由此形成了精彩多元的中華文化，而且歷史上越是強盛的時代越自信開放。中國「第五個現代化」同樣如此，四中會議公報雖未明言學習外來有益經驗，但其實在具體的行政管理、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法治和監督體繫上，中共這些年來都在開放性吸納不同制度體系下的治理經驗。

「第五個現代化」是一種包容的現代化，它和西方靠軍刀或炮艦向外推銷它的制度模式不同，它不搞「十字軍」東征，也不搞殖民主義，不是要消滅其它制度文化，也不否定其它治理方式，而是和其它制度模式長期共存，在「推進合作共贏的開放體系建設，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過程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中國的制度設計與社會治理過程中，落實「第五個現代化」也應該體現開放包容的積極態度。專制是政治現代化的大敵，不論這種現代化是中國還是西方標準。任何一個國家或組織，如果包容不了不同聲音，容不得批評與討論，沒有開放包容的態度，就會成為一潭死水，在這方面中國歷史上也曾留下過數不清的教訓。中國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治與社會文化都很強調秩序，中共又是一個革命性與鬥爭性極強的政黨，如果說政治現代化的挑戰，這大概就是最大的挑戰。

第五，「第五個現代化」致力於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構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升，是具有強烈問題導向的現代化。它空前強調「制度」與「法治」，就是要減少「人治」的成分，提升人民政治生活的品質，從非物質層面為人民提供更加「現代」的公共服務，反過來，這種公共服務也必須通過制度設計和實踐來實現。它對治理效能在價值觀維度的要求，一點都不應該弱於在治理效率維度的要求。

「第五個現代化」中的「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指在制度設計層面的現代化，它包括執政黨和國家制度的頂層設計，也包括整個官僚體系和治理框架各領域、各層級的設計。「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一個更抽象的概念，指的是在具體的國家與社會治理實踐中，通過提升執政黨和官僚的治理能力，實現中共所倡導的各種執政核心價值，比如公平、公正、法治、效率、人性關愛等等。

從問題導向的層面，「治理體系現代化」指向了中共治理結構的不合理性，包括黨政關係、機構重疊、人員臃腫的情況，以及由此導致了政策上下不暢、人浮於事等，主要通過結構性改革進行重新架構和分工。「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指向了更令老百姓頭疼的生活體驗，特別是官僚們的霸道和專制，在執政和治理過程中寧左勿右、違背科學規律等。二者的共同指向，就是要使中國走出人治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文明規範，在治理效能的價值觀與效率領域齊頭並進，服務於提升社會公平與人民生活水平的價值觀底層，符合中共價值規範和人類社會的普遍價值準則，使中共成為現代化的執政黨。

這就非常需要強調「治理」二字，「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這也是當前中國變革的方向。多維新聞曾經提出，習近平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這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習近平也強調說：「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這些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對中共這樣的政黨，要達成這些目標需要長期堅持努力與自制，要在「制度」與「法治」上下大功夫，並且要在「制度」與「法治」秩序建構時，就注意要剔除暴力偏好與專制元素。這會是一場艱難的制度與觀念領域的現代化轉型，一場「自我革命」。它會不會成功還不敢完全肯定，但是至少，它不迴避問題，反而是在不斷的改革中解決問題。放眼世界各個國家與地區，大概也只有中國，一個如此巨大的，在近年又取得了如此成績的建制國家，還在不斷地進行「自我革命」，在積極主動地改革中解決了各種在西方制度下可能根本無法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以上五點是「第五個現代化」的全維度論述，認識到這五點，才會深刻知道這次中共四中全會聚焦討論「第五個現代化」在中國制度與社會治理演進、在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義。具體到中國當前的制度設計中還有不少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的領域，治理能力還有很多明顯不夠現代化之處，治理效能還不能讓人民群眾普遍滿意，就更體現了這一現代化命題的現實意義。

德國著名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說過，現代並非是一個既成形態，而只是「一個未完成的規劃」。既然西方版本政治現代化日益暴露出諸多深層次問題，已非「歷史的終結」，而中共恰好基於自身的文明抱負、歷史傳承和國家崛起復興需要，正式提出了中國版本的政治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那麼世人不妨風物長宜放眼量，給一些時間和耐心，在文明多樣性的開放視域下，讓中西兩種政治現代化去展開競爭，這本來就應該是人類文明多樣性發展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