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四中】解析第五個現代化不可唯政治 習近平欲為理論解套
編者按：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在即，今次會議的一個重點議程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6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當時多維新聞發佈《社論：期盼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個將對「未來中國會產生深遠意義的重要提法」，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認為，相較於在毛澤東時代提出、經鄧小平時代背書確認和發展的「四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全可以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是「中國經濟實力、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從『道』的層面去講述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 翌年7月20日至23日，多維新聞再度重點聚焦於「第五個現代化」議題，刊發了系列文章，引來各方的廣泛關注和轉載。其中，中國國內以《外媒：習近平為何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形式，在各大主流網站摘錄發佈。
果然，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第五個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教育、法治、軍隊、制度建設等多個領域得到體現，特別是在法治領域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進行了司法體制現代化改革。但相對於人民的期望和國家發展的客觀需要來說，當下中國仍有諸多不足，距離「第五個現代化」的目標依舊任重而道遠。這也是為何時隔6年後，中共最高決策層再度聚焦「第五個現代化」。
為了引發更多思考，希望中國早日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我們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四中全會召開之際，將6年前的原文呈現，以饗讀者，以下為原載於2014年7月21日的《解讀第五個現代化不可唯政治 習近平欲為理論解套》。
多維新聞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曾以特殊的觀察眼光指出全會報告中一個對未來中國會產生深遠意義的重要提法，即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設定——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將其總結為「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
這個結論也在過去的近一年時間中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甚至中共高層智囊的重視。例如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就公開表示，「在我看來，實際上就是繼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之後，正式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際上就是政治現代化。」但是也要看到，在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上，一些學者過度的將其政治化，甚至認為這是中共將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的前兆和先聲。還有看法認為既然是政治現代化就僅僅是政治領域的事，甚至只針對行政領域；而更多的人也往往只看到「第五個現代化」在操作層面的意義，而忽略了其在理論上的推動作用。這種唯政治化的解讀，體現了對中共的這一重大思想的誤解和缺乏洞察力。特別是中共官員，如果只是以這種以偏概全的簡單理解來領會和推動「第五個現代化」，反而會讓這一重要變革和設想形而上學化，無法達到其里程碑的作用。
不等同西方民主制度
在一些自由派學者對第五個現代化進行「政治化」解讀時，他們腦海中第一印象就是「政治制度」，也就是「唯政治」的內容，並且將其與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等同，這是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錯誤理解。
必須承認的是，「第五個現代化」無論是從字面表述還是內在含義，都透露出濃厚的政治色彩，這是無可迴避的。但政治絕對並非習近平所要實現的「第五個現代化」的全部內容，因此不能簡單地唯政治化，更不能將其與西方民主劃上等號，尤其是不能與西方制度中的政治改革等同，認為是中共選擇要走西方民主政治道路的信號。因為在中共決策層看來，他們所要實現的「第五個現代化」與西方民主政治有着本質不同。這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和習近平所作的公開解讀中就已經顯露分明。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意義，是提出了中國要進行全面深化改革。而這輪「二次改革」的總目標，在《報告》中概括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裏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共是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共同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甚至置於「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之前。這就表明，二者不僅是並列的關係，甚至是先後、主次的關係。要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就需要推進國家體系能力的現代化，而要實現這種現代化，必須不能脱離社會主義制度。
在中共的政治語言表述中，這種「並列前置」就表達了態度。這也正如同中共在十三大上，改革派與保守派對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爭論不休，最終是鄧小平拍板，將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定為「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將保證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共領導的「四項基本原則」與當時被保守派視為改弦易轍的「改革開放」並列但置於之前，無論中國如何改革開放，都必須要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變。
首先要確定一點是，「第五個現代化」是帶有習近平強烈個人意願的政治規劃。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從習「親任」《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文件起草小組組長，到《決定》公布的同時他又「親自」為《決定》向全會作出說明，多維新聞當時就曾作出判斷：三中全會的報告內容及後續措施，帶有濃厚的習式色彩。
跳出歷史，再看習對於「第五個現代化」的解讀，就可以打消外界一切的猜測。他對於「第五個現代化」的解讀，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就已經向外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這個面向幾乎所有中共省部級以上高層官員的會議中，習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可以說，在習近平眼裏，從政治屬性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而並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由政到治 習近平思路的改變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本文一再提及的「唯政治化」，是指僅限於中國政治制度的範疇之內，如選舉、組織、人事等，含義狹小，忽視「大政治」範疇內的社會、文化、法律等相關其他領域。雖然將習近平所提出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認為是中共在「現代化」中邁出的重要一步。但是這裏的第五個現代化的內涵絕不是簡單、唯一的「唯政治化」概念，而是從政治，到社會，甚至於文化的整體謀變。僅以「政治」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為例，就體現出一種「由政到治，以治理國」的變化。
在胡錦濤時期，「創新性社會管理」作為重要解決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困局的解決方式被提出。雖然那一屆中共領導層感覺到了要解決當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需要「創新」，但是思路還是套在「管理」的舊局中。而習近平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顯然就已經開始「破局」，從「管理」走向「治理」，這種「變化」離開了高在雲端的政治解讀，如果「第五個現代化」能夠落地，對於中國的社會、政府、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影響會產生一種社會各階層都觸之可碰、近在身邊的感受，這才是為何說「第五個現代化」不可唯政治解讀的一面。
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歷程中，伴隨着改革成果，還產生了大量問題。如城鄉二元結構困境、人口資源環境壓力、教育醫療住房安全問題，民主法制不健全，社會誠信缺失、道德失範，社會維穩難度日益加大，政府失位，機構臃腫，分工重疊，官員手段僵化……這些現象亟待改變。一些領導幹部的「本領恐慌」與新形勢新任務不相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社會情緒日益飽滿等等。體制機制的嚴重障礙說明當代中國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面臨着新的挑戰。正因為有這樣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因此這番中共才會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推出「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一論，希冀由此能夠自上而下予以解決。
國家治理體系，顧名思義，強調的是一國整個治理結構的重新架構和分工。在過去中國的國家各部門架構中，黨政不分，分工不明，機構重疊，人員臃腫的情況比比皆是。這些情況的直接後果就導致了政策的上下不暢，大量人員人浮於事。而在伴隨着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可以發現中共中央希望對這種過去式體系進行的改變。以最受關注的反腐為例，在《決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衝突、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任職迴避等方面法律法規，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這其中，所提到的「反腐體系」、「公開制度」實際上就是王岐山曾經一再提到的「先治標，後治本」中的「本」，是「體系」的變化。而且中紀委在反腐黨政不分的問題上，也作出了改變。接近中紀委的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和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兩名專家分別表示，中紀委已經作出決定，「今後領導幹部涉及職務犯罪，將不再是中紀委先介入辦案的模式，涉及到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問題，將由檢察院直接介入辦理。」這種對於查處官員反腐從黨務走向司法的轉變，不正是「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一個表現嗎？
而「治理能力」最主要的代表群體還是官員。中國民眾在過去十年的不滿，最多的也是針對官員。從山西官員「表哥」楊達才在重大交通事故現場開懷大笑，到在「5•12汶川地震」中救災時面帶微笑，被稱為「譚笑笑」的時任四川綿陽市委書記譚力，從百姓因為拆遷、污染向官員下跪，到各種維穩事件中簡單、粗暴的手段，經過65年的錘鍊，中國官員的「治理能力」 仍不及格。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之所以說對於「第五個現代化」的理解不能過於唯政治化，關鍵的原因還是在於這個理念對於處在變化中的中國社會的影響。在胡温十年，無論是中共官員還是百姓，最受困擾的仍是「上訪維穩」的問題。百姓苦於上訪難，官員苦於維穩難，百姓覺得官員「不講理」，官員覺得百姓「不明勢」。在這樣的對撞下，佔據「強勢」地位的官員就會在簡單思維支配下，憑藉粗暴的手段解決，隨後讓事態進一步失控，這種案例已經太多。
但是對於有着充足地方執政經驗的習近平來說，對此想必是心知肚明，他需要一支高素質的官員隊伍，他們應當擁有高度的責任性、強烈的民主法治精神、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很強的管理能力，來適應這十年間中國社會的大變局。「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此才會與高屋建瓴的「治理體系」放在一起，終於被擺上中南海的案頭。
不僅在社會，在經濟問題上，以習為首的中共高層也正在用「第五個現代化」來轉變觀念。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定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到習對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的辯證性認識，到李克強的定向刺激，調整結構，不僅計劃經濟和西方經濟理念有着完全的不同，與2008年簡單、粗放的「四萬億」，也有着更為現代化的轉變。
從實踐到理論 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再回答
從改革開放以來，「摸着石頭過河」就成為中共標榜自己實際走在理論之前的口號，但也正是因為三十多年注重實踐，輕視理論的緣故，中共在目前就面臨着嚴重的理論困局。而從「第五個現代化」入手進行剖析，或許能夠得出一個結論，習近平正在試圖對這種「實踐重過理論」的情況進行改善，為理論「解套」。
在前文所說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主要會議上，習近平其實還有一個表態被外界忽視。在會議上，習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裏他所強調的「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言外之意就是在他眼裏，中國為何要在今天進行這一個工程浩大的「第五個現代化」，實際上是一個「老問題與新角度」的回答。「老問題」即是那個從1922年蘇聯建國起就困擾共產黨人近一百年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究竟如何處理，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再思考。而回答這個問題的新角度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才是今天他要推動「第五個現代化」的題中之義，是表現出他的領袖式的戰略眼光和承接毛澤東、鄧小平的重要原因。
多維新聞一直強調，1949年後中共領導人譜系中，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一脈相承。毛澤東影響了1949至1979年的中國，鄧小平也從1979年開始規劃了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歷程，而習近平自上任之後，其治國思路，也延伸到未來三十年。三者在領袖氣魄和戰略眼光上站在同樣的高度。而且三個人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也有着這種一脈相承的表現。雖然早在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以後，社會主義就已經由理論發展為實踐，但在1989—1991年發生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卻說明人們對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毛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共建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同於王明、博古等照搬蘇聯和馬克思，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中國化。他能夠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來看待中國的很多問題，也開始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最後他通過實際行動給出答案，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等行動來實現自己腦海中的那個社會主義，當然最終結果是他並沒有成功。
而鄧小平就清晰地認識到了毛澤東的錯誤，並將毛留下的遺產向前再進一步，解答了部分社會主義制度形態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問題。「總起來看，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提出的課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不光我們有，蘇聯也在研究這個問題，他們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從鄧的這個講話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有過很深的思考。最後他給出的答案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等三個「有利於」的原則作為改革開放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判斷的標準」。而「四個現代化」也是在那個時間段內提出，並帶着那個年代特殊的符號特徵。這也是為何說「四個現代化」都只在物質文明的範疇，體現的是生產力的屬性，是「器」而非「道」。
如果說毛認識到了社會主義有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鄧解答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問題，那在習近平的時代，如何處理好生產關係就尤為重要，也是這個三部曲中最為重要的一部。要看到的是，習近平仍然在強調經濟建設，以此為中心，將其作為第一位，因為即使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是習已經開始在佈局對於生產關係的改變，這就是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如果中國今天的生產力沒有發展到如此地步，也就不需要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反過來，如果沒有相匹配的體系和能力，生產力會被束縛，所謂「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會淪為紙上談兵。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說，「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換句話講，改革和成型的制度兩者是一個過程和結果的關係。如果一開始就講一套定型的制度，會束縛改革。所以鄧講留出30年的時間，讓大家去做探索。現在《決定》說2020年在體系形成方面取得決定進展，時間上與之前他的戰略構想幾乎同時。
在習看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在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時，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深層矛盾千頭萬緒、錯綜複雜時，是國家治理的難度加大，傳統的國家治理手段、方法難以適應新的國家治理要求時，為了避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足讓國家出現動盪時，種種危機時刻下中共作出的選擇，是對社會、經濟乃至文化的全方位「轉身」。不僅不能簡單地同西方民主制度劃上等號，更不能「唯政治化」地將政治作為「第五個現代化」的唯一構成要素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