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四中】撐第五個現代化　中共暗通傳統尋醫問藥

編者按：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召開在即，今次會議的一個重點議程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6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當時華文媒體《多維新聞》曾發佈《社論：期盼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個將對「未來中國會產生深遠意義的重要提法」，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文章認為，相較於在毛澤東時代提出、經鄧小平時代背書確認和發展的「四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全可以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是「中國經濟實力、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從『道』的層面去講述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 翌年7月20日至23日，多維再度重點聚焦於「第五個現代化」議題，刊發了系列文章，引來廣泛關注和轉載。其中，中國國內以《外媒：習近平為何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形式，在各大主流網站摘錄發佈。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第五個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教育、法治、軍隊、制度建設等多個領域得到體現，特別是在法治領域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進行了司法體制現代化改革。但相對於人民的期望和國家發展的客觀需要來說，當下中國仍有諸多不足，距離「第五個現代化」的目標依舊任重而道遠。這也是為何時隔6年後，中共最高決策層再度聚焦「第五個現代化」。
如今，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之際，將5年前的文章呈現，以饗讀者，以下為《多維新聞》原載於2014年6月18日的《撑第五個現代化 中共暗通傳統尋醫問藥》。

去年（注：指2013年）習近平「登位」後，英國主流雜誌《經濟學人》即於5月初封面刊登其龍袍裝束，明喻其大權在握、皇權威嚴。誠然，自習近平執掌政柄至今，為扭轉中國「巨輪」航向，一路強權勢猛，大動作不斷。而身為中共高層的一份子，李克強上任至今亦八次召集各省諸侯聚首研議地方經濟形勢，頗易令人產生中國傳統地方大員進京匯奏的聯想。但事實似乎又絕非如此簡單。

而今，中共政治體制的弊端早已人所共知，改革更是步履維艱。早前，或許有感於蘇聯僵化的政治體制的危機，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欲重構國家治理體系。因此，前述所謂封建時代集權的動作形式有相近，實質大有參差。而進一步，正如時人所言，中國當下之社會矛盾實質首先在於中共，於是中共決意反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系，欲與之一爭高下，為此又只能在中國數千年政治文明積澱中尋求給養。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傳統雖然經由辛亥革命以及中共建政閹割切斷，但數千年中國曆朝歷代不但形成獨有的政治倫理，而且建樹完備和高度的政治制度文明，至今遺音猶在。當今中共號召民族復興，拋棄歷史虛無主義、「存亡繼絕」，刷新政治，傳統政治尤其應有其地位。

習近平調動傳統文化復興

姑且勿論李克強八會諸侯究竟有幾分封建「朝會」的神似，單是中共當下面臨的制度困境便足以迫使中共改弦易轍。數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在經濟上取得成就，但政治體制改革裹足不前幾成公論。這也正是當下中國官民對立嚴重、社會矛盾激化的根源。

建政之初，中共在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模式上斟酌損益，奠定當下的體制格局。儘管此後歷經60多年曲折幾經「撥亂反正」，但基本格局至今未動。上世紀80年代，「奇數年反右，偶數年反左」暴露了當時國家政治改革話語權爭奪的激烈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根深蒂固。

政治僵化、官僚作風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危機，中共領導人曾在多種場合警示人們汲取蘇聯亡國亡黨的教訓。而與此同時，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武器的意識形態滲透，試圖徹底摧毀中共一黨執政的「幽靈」始終在其頭頂盤桓。此外，自習近平上位力推「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至今，中共先後掀起反擊憲政夢、普世價值以及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三輪大規模論戰，儘管鹿死誰手尚無定論，但卻反映了中共的理論軟肋。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共在傳統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僵化體制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兩種模式的「夾縫」中可以騰挪轉移的空間日益逼仄。因此，它迫切需要進行突圍，尋找到一種出路，鞏固其執政根基。

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錢穆在自己的《國史大綱》中曾說過，「國家本為精神之產物，每個民族在自我身份認同遭遇迷茫與惶惑之時，追溯過去的偉大與傳統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行為。」而此論映射至國家政制層面亦屬確當，中共雖然脱胎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政黨，但根植中國數千年故土反求諸己的自覺與覺悟應該是必然的。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力推傳統文化並將其作為「三個自信」理論支撐的個人理想逐漸清晰。2013年8月19日，中共一次至關重要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要求各級宣傳部門「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有着深厚歷史淵源」，「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積澱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而習近平本人平時的引經據典，參觀孔府展露對《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的喜好，拜訪北大國學大師湯一介等等，更顯現其對傳統文化的看重。今年5月份，北大燕京學堂推出了龐大的中國學碩士班招生計劃，預料明年秋開始入學，這被視為習近平個人意志的體現。有分析甚至徑直將習近平稱為「紅色新儒家」。

而習近平在推行傳統文化上的不遺餘力，顯然有意吸收中國古代政治智慧和典章制度，傳統正成為中共反擊西方普世價值、奠定根基的最可靠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共在去年召集的重量級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拋出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即所謂的「第五個現代化」，意圖為重新釐定當下中共的統治策略以穩固統治，其中的邏輯關係已判然分明。

融匯傳統與現實政治 中共政治制度模式新思路

在習近平向傳統「招手」之前，其實經歷「文革」破四舊等歷次政治風潮的打擊，傳統儒家思想劫後餘生反有復甦態勢，致力於打通中共現實政治與中國數千年政治傳統的新儒家異軍突起。他們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之於西方文化的獨立價值，在左右派對峙的光譜與座標中佔有一席之地。

其中的代表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姚中秋在2013年出版的《國史綱目》中，意圖將儒家傳統的統治思想融入中共現代政治模式中，並釐定其中的邏輯關係，在自由主義思想盛行的背景下為中共統治另闢蹊徑，接續「道統」開拓「治術」。而中共喉舌近期在反擊西方民主體制、梳理中共政治模式的同時，也刊發了積極探討類似問題的言論。比如，《人民日報》海外版6月12日刊發國立新加坡大學教授鄭永年的《開放、競爭和參與：實踐邏輯中的中國政治模式》一文，立意證明中共絕不可以等閒西方政黨概念看待，中共既不同於列寧主義政黨，更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政黨。「中國的政黨和西方政黨所包含和傳達的文化含義非常不同。中國近代政黨概念來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國，這個概念就逐漸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並沒有多黨政治的傳統，多黨競爭在中國缺乏足夠的文化土壤。傳統皇權和現代黨權具有相似之處，但現代黨權具備傳統皇權所沒有的特點，那就是，現代黨權具備開放性。」

事實上，中國曆朝歷代不但形成了獨有的政治倫理，而且建樹完備和高度的政治制度文明。上述《國史綱目》序言稱，「立國之道，在乎兩端，一為政統之確立，一為治道之完善，兩者交相為用，一體兩面」即指此二者。而具體到中共，則體現為執政合法性原則以及執政制度完善。

前者為「道」，有助於回答中共如何自證政權合法性問題及若干「治道」原則問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曾以此樹立數千年綿延不斷的傳統儒家「民本思想」，此後「得民心者得天下」則可看作最樸素的群眾觀的概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的規勸，歷朝歷代的官逼民反從來都不曾只是一句戲言。所以，對待民間，統治者即便再桀驁不馴地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多被灌輸「敬天保民」甚至以民為「天」的傳統政治觀。當下，中共之所以得天下，又政治合法性如何衰落，不全賴於一個「民」字麼？所以，「民為邦本，民固邦寧」，習近平去年一旦確立黨政軍地位，便馬不停蹄地發起一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縱然形式上有毛氏遺風，但背後深意恐怕明眼人皆可洞察。

而以此政治倫理為原點，中國傳統儒家形成對統治者「內聖外王」的角色要求。君王既是權威的化身，也具有教化萬民的道德優勢。具體而言，在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大一統格局後，歷代統治者皆陳陳相因，將化育萬民收拾民心作為要務。而實際上，中共建政至今歷經四代領導人，思想控制力逐漸弱化，加之現實紛繁造成當下社會思想多元、左右紛爭擾攘不斷的局面，中共正式拋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內在邏輯顯而易見。

而且，中國傳統文化絕非儒家之天下，春秋戰國時期作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醖釀了後世取之不竭的政治思想資源——法家代表韓非子宣揚治國理政當兼收「法」、「術」、「勢」之長，其中非常時期動用非常權力，對中共當下集權力推改革破局顯然有所啟迪；而國際時局紛紛擾擾，中美博弈亞太更被視為春秋戰國合縱連橫的又一次演練，多維新聞在之前引述觀察人士判讀，認為無論是美國背後暗挺日本、菲律賓、越南，還是中國聯手俄羅斯、實際推動南海控制權，事實上都不過是重複當年縱橫家的手段，中共應有更遊刃有餘的掌控力。

而後者則為「器」。在若干制度設計上，中國數千年「治道之演進」留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撮要言之：其一，權力制衡，監察體制的完備。姑且勿論「三代」，秦始皇建立中國歷史上首箇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之時，便明定「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監察、軍事大權，經隋唐演變為三省六部，中經各朝代斟酌損益，唯有相權因為對君權構成威脅被不斷析分，以至於清代徹底廢止，形成了較為穩固的分權制衡態勢。

其中，中國歷史上的監察體系之完備更屬罕見。中國古代擁有完備的巡視制度，包括帝王親自巡行或遣使巡視地方，中央監察機構如御史台、司隸台等下派刺史、巡按等探知地方官員行迹，防止地方官貪污腐敗、結黨營私。而掌管糾劾百官大權的監察系統官員也往往手握「尚方寶劍」，享有「以下干上」、密奏直達天聽等種種特權。目前，王岐山領銜的中紀委正在中共當下政治體制中不斷強化監察體系的作用，其中若干細節顯然得益於中國傳統政治監察思路，諸如大規模擴充巡視力量、強化紀委系統的獨立性等。

其二，選賢與能，科舉制度一脈相承。中國古代人才選拔制度起初為察舉制，盛行於兩漢至南北朝，士族走向沒落、庶族崛起時的隋唐科舉制取而代之，此後明經、武舉開科，糊名法等形制演進，大大便利封建社會統治基礎的拓展。科舉制後期雖然逐漸淪為專制君主牢籠天下、禁錮思想的工具，但仍然成為選拔人才最為有效的形式，為建成世界上最為龐大的文官體制立下功績。20世紀初，科舉制在清王朝灰飛煙滅前壽終正寢，但考核制度如今在各國各領域蔓延，現代社會公務員的選拔制度即是從科舉制間接演變而來。與之配合，中國傳統還輔以銓敘、考功等程序，確保了「賢人政治」的典範。而今，習近平在秉政兩年多以來也逐漸透露自己的用人思路，德才並舉，尤其是以德為先，不得不說與中國數千年「以吏為師」強調官員的道德優勢有關。

其三，中共數十年執政，期間制度建設也幾經斟酌損益。除去上述犖犖大端外，箇中細節也不排除得益於中國歷史傳統經驗。譬如，「一國兩制」被視為中共已故領導人用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此後拓展至香港、澳門問題）的創見。然而事實上，遼代可被視為中國歷史上實行「一國兩制」的標杆。彼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吞併渤海國建東丹國，仍襲用農耕社會制度，此後「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遂成慣例。再比如新疆建設兵團，至今仍為習近平倚重，認為「屯田興則西域盛，屯田廢則西域亂」，的確直接因襲了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固守邊陲、徵調軍民戍邊的歷史傳統。而這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三國曹魏政權採納棗祗等人的計策，發動軍民耕種國有土地迅速穩定戰亂，擴充實力，為司馬氏統一全國奠定根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要而言之，中國數千年文明積澱，其中的政治傳統絕非一文不值。中共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奉為不變信仰，但究其根本始終要植根於傳統文化的土壤中。不過，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中國傳統文化早經數代人批判反思，中共欲跳脱自身所面臨的危機，雖身處「聚寶盆」中也需要仔細檢量，揚長避短，融會貫通，方才有汲取傳統政治文明有益成分、開拓別樣洞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