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沒有八卦卻被低估的會議　四中公報勾勒習時代現代化路線圖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輿論一片靜悄悄中閉幕了。相比「依法治國」一類較為聚集、落地的主題，本次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和「第五個現代化」顯得十分宏大，即使對身處內地體制的學者，也如「老虎吃天」，難以輕鬆解讀。事實上，中共的話語風格從來不只是文字表面上的意義，因此，要讀懂四中全會上的中共意圖，就不能只抱怨政治語言空泛客套，而不理解其中的政治內涵。

對於今次四中全會，港人關注的自然是公報中關於「一國兩制」的內容，例如與五年前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中關於香港和澳門的表述相比，「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等是新增內容，但實際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想透過今次四中說的其實更多。

四中公報談了什麼

這份近6,000字的公報，大致可分成三部份。一是此次會議的基本情況，比如開會日期、出席人員、會議內容等；二是對十九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高度肯定，這是因為政治局要向全會做工作報告；第三部份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總括性的闡釋。這部份的內容佔據公報最大篇幅，也是最為輿論稱「看不懂」的部份。而中國政治中的傳統議題—人事，仍然是此次會議中輿論青睞的話題。當然，此前外界傳聞的「接班人」一類政治八卦並未出現。

公報第一部份開篇即點明「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202人，候補中央委員169人。」中共中央委員是中共核心權力機構中共中央委員會（在中共黨內及中國簡稱「黨中央」）的成員，由每五年一屆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位於中國政治階層頂端。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選舉產生204名中央委員，172名候補委員。據此公報，也即有兩名中央委員、三名候補委員缺席。

缺席的兩名中央委員在四中之前輿論已曾解讀。十九屆中共中央委員、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於去年10月20日墮樓身亡；另一位中央委員劉士余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但今年5月19日在中共的金融反腐風暴中落馬，此次四中全會正式追認「給予其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候補委員名單的前兩位馬正武、馬偉明借此正式遞補為中央委員。這些尚在外界的預料之中，不過，曾因去年震驚全國的吉林長生疫苗事件而被要求引咎辭職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畢井泉，此前被猜測可能難保中央委員身份，但如今看來，其仕途似乎並未受重創。

除中央委員外，三名候補委員的缺席也引起輿論注意，其中一位是重慶市委副書記任學鋒。據內媒報道，任學鋒於10月31日在北京病逝，其遺體告別儀式11月4日上午在北京昌平殯儀館舉行。

此外，對「一國兩制」的表述也格外引人注目。香港的反修例示威運動自6月以來仍未平息，但此前北京除了對外召開發布會外，未有進一步的實際行動。此次公布新增「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等內容，反映在此次會議中應該有討論過香港問題或中央政府在處理事關港澳的「一國兩制」問題，並產生了一些決定或方案，不排除接下來會有動作。

顯然，會議主要議程仍是第三部份。根據公報所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對「第五個現代化」做了更直接的闡述、藍圖式的「路線圖」規劃—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即2049年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全方位領域，肯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認為中國的成功源於中共制度優勢，以及未來要對制度進行「完善」的領域。僅僅是第三部份的內容，已經規劃了中國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政治運轉方向，由此來看，四中應是一場被輿論低估的會議。

重新定義「第五個現代化」

說低估，是因為輿論缺乏對此次會議主要議題—「第五個現代化」的核心探討。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夕，北京西單出現過短暫的民主牆運動，即一些人士在此寬闊的圍牆上貼大字報，發表政見，宣揚民主自由等，「第五個現代化」的概念最初就是從這裏產生。1978年12月5日凌晨，當時參與民主牆運動的中共異見人士魏京生署名貼出名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的大字報，寫道：「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當然，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劍指政治民主化。

如今，廣為引用的「第五個現代化」是指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所提及、本次中全會所議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說法在六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就被《多維新聞》提出，後被主流媒體及學術機構廣泛使用。

「第五個現代化」本應該是外界觀察和解讀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維度，但過去六年以來，外界對「第五個現代化」的研究相對有限。境外輿論談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政治變化，總是在權鬥思維的慣性之下，更多去關注中央集權、中共「黨的領導」，尤其是最高決策層的權力強化，聚焦習近平「定於一尊」、修憲的個人目的等，未能用現代化的思維去透視中共「第五個現代化」脈絡，進而理解其之於中國長治久安和崛起復興的重大意義。

回歸概念本身，「第五個現代化」主要包括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兩個維度。前者主要指賴以完成國家治理的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設計，要解決的是制度問題，核心在於建立一套公共領域的理性秩序。後者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要解決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效能問題。因此，新時代的「第五個現代化」是相對於政治民主化更宏大的政治架構。

為什麼要將之稱為「第五個現代化」？當然是基於中國已有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四個現代化」的存在。「四個現代化」在毛澤東時代提出，屬於物質文明的範疇，體現生產力的屬性。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被貧窮落後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質生活極度匱乏卻深陷「革命鬥爭」的國家，「四個現代化」不僅寄託了人民大眾對美好物質生活的嚮往，也反映了中共這個理想主義政黨對國家富強的急切渴望。但中國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在獲得工業成就後，對「四化」的追求已不滿足中國發展的現時所需，「四化」之外，教育、文化、社會治理等都面臨新矛盾的考驗，因此，需要有一個管「總」的目標—「第五個現代化」。

宕開一筆聊「制度」

「第五個現代化」確是當前中共的着力點，不過從四中公報來看，似乎意不在為廣大民眾普及「第五個現代化」的內涵，而是在解釋追求「第五個現代化」的制度支撐。為此，公報一口氣列舉了「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一國兩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等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領域的13個制度體系，不斷向外界表示自身制度的優越性在哪裏。

雖然這讓世界看到另一種制度與價值體系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和所含有的可能性，但因為中國在這崛起過程中所秉持的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與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迥然不同，很多西方人不明白中國如何能在一黨執政的體制下實現這麼長時間的發展與穩定。當然，很多人也一直看不明白，或者不願意看明白中國的制度優勢，正如中國政治、國際關係專家鄭永年所說，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經驗表明，無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復興，最主要的標誌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中國在物質文明崛起之後，注定要成為世界重要的領導國，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何讓這套新制度成為系統性的理論，甚至成為有別於西方意識形態、可以推而廣之的「普世價值」，便擺在習近平這一代中國領導人的面前。

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這個封建的東方帝國開始走向崩塌，傳統儒家教育出來的政治精英開始主動去反思如何「制夷」、「自強」，如何讓中國從古老走進「現代」、怎麼讓中國「通過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這些議題，是這兩百年來中國歷史風雲激盪的核心問題。中共從1921年至今九十八年的政治實踐中給出的答案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讓中國完成了民族解放、經濟發展，也能夠完成現代性。中共建政後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曾經激勵了幾代中國人的人心，也體現了中共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認識。 但隨之提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建設社會主義」這些新的時代命題。蘇聯通過集權體制實現社會主義，毛澤東想通過「三面紅旗」實現社會主義，鄧小平給社會主義注入資本主義基因，他們有的失敗了，有的開始走入歧途，而習近平的歷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這種「正本清源」絕不是如西方輿論與中國自由派所認為的「中國將重回文革，重回極權」。

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曾稱，「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而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追求的正是制度和人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理想效果。

上文刊載於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一場沒有八卦卻被低估的會議　四中公報勾勒習時代現代化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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