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曹二寶：不是GDP　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究竟在哪裏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年。這既是一個逢五逢十的日子，又是25年前生效的香港基本法規定的「50年不變」的中期。儘管「50年」是一個哲學概念，並非是指數字意義上的50年，但回歸25年還是具有某種節點意義。回歸25年以來，一直有一些備受討論的議題。在香港回歸25年之際，重新反思這些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是一件既必要又迫切的工作。對此，《香港01》採訪到曾任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的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曹二寶。以下是第二篇。

第一篇：回歸25周年︱曹二寶：主權治權不可分是特別重要的經驗教訓

香港01：回歸25年以來，香港在整個中國的GDP佔比持續下降，陸續被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反超，以至於有一些聲音說，香港的重要性或者說對中國的戰略價值在下降。您因公常駐香港期間，也參加了香港回歸後的「一國兩制」實踐，退居二線回到內地，繼續推動兩地合作，怎麼看這個現象，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在哪裏？

曹二寶：這個問題提得好，這也是我從香港回到內地以來，每當兩地合作調研或應邀作涉港講座，不斷有人問的問題。就是習近平「七一」香港講話（以下簡稱「七一講話」），首次用沒有時間上限的「長期」這個用語，和2000年前荀子的名言「行而不輟，未來可期」，來表達「一國兩制」「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這個堅定的國家意志以來，內地、香港和海外輿論場仍在引用香港的GDP及其國家佔比等數據，來說明香港早已「今不如昔」，對中國不再有戰略價值了。他們不理解習近平「七一講話」為什麼要宣佈兩個「長期」：「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實際上，習近平「七一講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就是他提出的與兩個「長期」同步的第三個「長期」：「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他對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除了三個傳統優勢（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下同）外，特別提到這三個優勢：「營商環境」、「普通法制度」，「國際聯繫」。談三點學習體會。

一、兩個「更小」，更「變不了」

正如你所說，香港回歸以來這25年，有個現象備受香港、海外和內地輿論場關注，就是香港的經濟總量（GDP），早在1998年即回歸祖國翌年，就被廣東省超越；2010年起不到10年，又先後被北京（2010年）、上海（2013年）、深圳（2018年）和廣州（2019年）這四個內地「一線城市」超越；「十四五」期間，可能至少被十四個內地「二線」省市超越。香港GDP的國家佔比，更從1996年16.8％，滑落到目前不到2％。這些都是剛性數據，人們難免質疑香港對國家是否還有戰略價值。重温鄧小平經典論述、初學習近平「七一講話」，就掃除了這種疑慮。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是國家改革開放伊始和決定如期收回香港時，鄧小平就預計到：「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們不希望小」；五十年後，「香港在整個國家經濟中佔的比重更小了」。他並指出了造成香港「出力更小」和「經濟的國家佔比更小」（簡稱「兩個更小」）的原因：「中國根基在大陸」，「不在香港」，「中國的建設不能依靠『統一』來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陸的基礎。當然還要實行對外開放，吸收外資，但主要以自力更生為主。」鄧小平認為，說「香港不能繼續保持繁榮」，「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末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據此，他提出了「統一以後大陸不會向香港伸手」的原則，就有了香港基本法的特區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而不上繳中央和中央不在特區徵稅（第106條）等規定。

上引香港回歸祖國後這25年中，它的經濟總量被內地城市或省份超越和國家佔比急遽滑落的數據，印證了鄧小平的預測。當年他做這個預測時，並沒有動搖反而更堅定了他的這個著名宣示和承諾：「就更沒有變的必要」；「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

鄧小平這裏宣示和承諾的「變不了」，就是他稱為「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習近平「七一講話」稱為「必須長期堅持」的「一國兩制」這個「好制度」；就是鄧小平稱為「成百年」不變、習近平「七一講話」稱為「長期不變」的「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做出「兩個更小」的預測並宣示和承諾「變不了」的同時，鄧小平就深刻指出，這個宣示和承諾，都是「鄭重」和「有根據」的。「鄭重」就是「說話算數」和「講信義」，鄧小平說這是「中華民族」和新「中國政府、中共中央」的「傳統」；是「泱泱大國」的「風度」、「尊嚴」和「準則」。「有根據」就是「這不是信口開河」，鄧小平說「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這25年，正值習近平「七一講話」稱為「祖國創造經濟長期平穩快速發展的奇蹟」期間，他讚譽香港為祖國創造這個奇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這些貢獻及其不可替代，集中體現在「十四五」和之前國家賦予香港的十一個定位中。其中，除了三大傳統優勢是回歸前就有的以外，八個新的定位，都是香港在回歸祖國後實行「一國兩制」和「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這25年中形成的。

國家賦港這八個新定位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十二五」賦港，2011年3月）、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上「十三五」賦港，2016年3月）、國際航空樞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以上「十四五」賦港，2021年3月）。這八個國家賦港新定位，就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25年最閃光的亮點，也是鄧小平當年預計香港「兩個更小」就更「變不了」的根據，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最有說明力的證明。

二、一入一出，挑戰機遇

香港回歸祖國這25年中，國家有兩大變化，影響香港的全局性功能地位。第一大變化是所謂「入」：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時值香港回歸四年半。中國就從之前向世界開放，變成了與世界雙向開放；世界則從之前只對港澳開放，變成了也對中國內地全面開放。加入WTO至今這20年，就是習近平「七一講話」所說「祖國創造經濟奇蹟」的20年：中國經濟總量長期以兩位數增長，GDP排名達到世界第二了。但就國家佔比來看，香港經濟以其體量遠小於內地各個省區市或省會城市，更是國家整體經濟體量一個零頭，其多項指標在全國的排名，以至世界排名，都相對滑落，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第二大變化就是所謂「出」：2014年國家資本和技術輸出首次超過輸入，中國輸出產能和技術的「一帶一路」（簡稱「帶路」）建設順勢起步，時值香港回歸17年。中國就從資本和技術的承接國，變成了輸出國；中國經濟亦從之前只「引進來」打造國內市場，向同時「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的雙向開放，或稱「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轉型。香港則以「世界各國各地區和內地各城市難以比擬和替代」的四大「獨特優勢」，即「區位優勢」、「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服務業專業化優勢」、「文脈相承的人文優勢」（香港首屆「一帶一路峰會」，國家領導人演講，2016年5月18日），參與和助力國家推動「帶路」建設，悄然提升自己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功能和地位」（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2015年11月）。

這兩大變化對香港的全局性功能地位，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作為香港傳統優勢的「國際航運中心」，就是最好的說明。中國加入WTO前，全球往來中國的集裝箱（港稱「貨櫃」），只能在香港裝卸，經由陸路水路進出中國內地；加入WTO後，往來中國的貨櫃，就可在中國任何港口裝卸了，無需經由香港。記得2005年我曾參訪當時已建成、正試運行的上海洋山港，得知其水深40米，而支撐貨櫃呑吐量世界第1-2名的香港9號、10號碼頭，水深僅18米，就意識到洋山港的貨櫃呑吐量，遲早超過香港。翌年即2006年，香港貨柜呑吐量失去持續了12年的全球桂冠，2007年被上海洋山港超越，2013年跌破「三甲」，以后世界排名逐年下降，跌到了目前的第10名，還將繼續下跌。香港三大傳統優勢之一的「國際航運中心」，面臨挑戰。

而在中國資本和技術輸出超過輸入中，順勢起步的「帶路」建設，又給了香港這個傳統優勢以機遇。如香港在中國推動「帶路」建設中，是「國家開放格局的海上重要門户」、「位於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航路」等，就是它在國際航運領域，為世界各國各地區和中國內地各港口難以比擬和替代的「區位優勢」。國際權威機構結合「城市綜合實力」公布的國際航運中心最新排名，香港仍是全球第四。香港在全球各個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更為貨櫃呑吐量先後將其甩後很遠的中國內地或外國所有港口，包括結合「城市綜合實力」而排名其前的新加坡、倫敦、上海等，所不可替代。如香港擁有全球1/10商船隊的所有權或管理權；聚集了世界800多家海運相關服務公司；是亞洲第一大國際船舶融資中心；也是世界第四大船舶註冊地，等等。

三、世界一流，中國之最

這是初學習近平「七一講話」的一點啟示。他在談及「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時，特別提及香港要「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其中「普通法制度」屬於「營商環境」；「國際聯繫」就是「國際化」。

一是，香港的營商環境國際一流。對此，習近平「七一講話」更用了兩個頂級讚語：香港的「自由開放雄冠全球，營商環境世界一流」。形象、準確描繪出「國際貿易中心」這個香港傳統優勢，經過回歸25年以來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洗禮的今日風采。主要三方面：

（1）普通法系滲透西方的全球運行領域。數百年積累的司法判詞都是法律，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須依循。就使得人類經濟金融等不確性活動，有可能準確預判營商環境、減少投融資失誤、規避法律風險。這就是習近平「七一講話」表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的深刻考量。

香港可依法聘任外籍法官，是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一個重要區別：前者的法官不限國籍。中資在海外遇到法律爭端，當雙方不願到對方國家提起訴訟時，多選擇普通法法庭。作為中國唯一適用普通法的地區，「十三五」已確定：香港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即使「修例風波」期間，香港訴訟和仲裁製度的全球聲譽未減還增：香港法庭裁決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於倫敦、巴黎；巴黎適用歐陸法，普通法適用地區香港就排名第二）；香港名列全球五大首選仲裁地（低於新加坡、倫敦，高於巴黎、日內瓦）。

（2）語言通行全球各業態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國際金融經貿法律醫學科學等業態高端的通用語言；高峰會議、高端交流和涉及商業秘密（不帶翻譯）的專業談判，都用英語；全球科學醫學等領域的創新思路或領先成果，都首發於國際權威英文期刋或文獻；香港的英語普及度，高於亞洲各國或地區。

香港回歸後，中文同英文並列為「正式語文」，加上普通話迅速普及，「兩文三語」（中英文和普通話、英語、粵語）是港人獨有的語言稟賦。就使得香港了解、研判世界各地營商環境，有明顯優勢。

（3）智產貿易領先亞洲。「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是「十四五」賦予香港的新定位。香港智權保護水平，接近西方最高水平的歐盟，超過新加坡。作為多份國際智權協議的締約方，香港智權貿易領先亞洲。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簡單稅制，為智權創造者即市場主體或企業家，尤其在初創階段，提供了智權貿易亟需的融資資源和減免稅負服務。香港是9,000家各國企業首選的商務據點，便利全球市場主體依法自由出入及運營。

二是，香港的國際化為中國之最。香港目前有外裔人口約60萬，全港人口占比約8.6%；其中歐洲各國公民35萬、美國公民8.5萬；外國領事館或國際認可機構125個：62個總領館、57個榮譽領館、6個國際認可機構；中國香港護照全球免簽國家地區172個，多於中國其他護照免簽地域；全球跨國公司在港總部或辦事處多達3600多家：歐盟駐港企業約2300家，都是全球總部；美國駐港企業1,300家（800家涵蓋了美主要金融企業），283家是全球總部，442家是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美、英和歐盟，在香港都有其海外最大商會，等等。

香港中國同胞取得外籍，只要不申請變更國籍，仍是中國公民但在中國境內不受外國領事保護（約500-600萬），他們所持護照，國家和香港特區都視為旅行證件而非國籍證明；內地中國同胞則外籍和中國籍不可兼得。涉及在華外企的全國性法律《反外國制裁法》，不在香港特區實施。

鄧小平創制「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時，就注意到香港的人口構成和市場主體最國際化這個特點，明確指示：「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裏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又指示：「由香港人自己組成政府，不管是華人、英國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可以做政府僱員嘛，甚至成為香港政府的成員都可以考慮。」就在提出「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這個「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的著名談話中，鄧小平特別指出：「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正是按照鄧小平這些指示精神，香港基本法界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這個「香港居民」中唯一有「治港」資格的「港人」概念，就包括了在香港「通常居住」滿七年的「非中國籍人士及其子女」。

香港回歸25年來，特區三個政權機關都有少量或小比例外國或外籍人，如政府律政司、警務處和立法會功能界別及法院等；組成政府和立法會的必須是「港人」、絕大多數是中國公民，但其中一些人有外國居留權；組成法院的未必都是「港人」更不限國籍；除了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首席法官等必須由「港人」中沒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擔任的職務外，「港人」中的外國或外籍人和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均可擔任這三個政權機關的各級職務。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的香港特區官員中，也有外國或外籍人。

三是，香港的簡單稅制和宜居條件，位居世界前列。香港稅制簡單，最吸全球企業家眼球：直接稅只有三項（物業稅、利得稅和個人薪俸稅），稅率低且有較高免稅額。如香港個人薪俸稅和物業稅均15%；利得稅按兩級繳納：首200萬港元是8.25%或7.5%，其餘是16.5%或15%，而新加坡的利得稅是17%；香港不徵銷售稅、消費稅、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和離岸活動利得稅等。

香港宜居條件亦居世界前列。如犯罪率較低、破案率較高（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醫療服務效率排名世界第一（全球評分87.3）和人均壽命最高（男82.9歲、女87.95歲），等等。

香港素有「紐倫港」美譽。不只因為紐約、倫敦、香港長期排名國際金融中心的「三甲」而香港行三，主要因為「世界一線城市」首榜的前三名就是這三個國際超大城市、香港長居第三。實際上，發達經濟體如「紐倫港」等，從未將GDP列為經濟發展目標；「世界城市」的等級劃線，也向來不以GDP而以營商環境和國際化為評定標準。而這兩個評定標準，恰恰就是習近平「七一講話」特別讚譽並說「中國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的兩個「獨特地位和優勢」：「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和「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綜上，香港對國家戰略價值，就是鄧小平說的在「一國」和內地即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個前提」下，或習近平說的在「『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即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個前提下」，長期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這一戰略價值的衡量標準，不是GDP及其國家佔比，而是「世界城市」等級劃線的標準：營商環境和國際化。正如習近平「七一講話」指出的，香港「在構建我國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着重要功能」，除了「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外，他特別指出香港還需「繼續保持高度自由開放、同國際規則順暢銜接的優勢」。其中「高度自由開放」就指香港的營商環境世界一流，「同國際規則順暢銜接」就指香港的國際化為中國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