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讓香港民主為整個中國的民主化探路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年。回望過去25年，民主一直是橫亙在香港和北京之間一個核心議題。本來，北京早在香港回歸之前所制定的基本法中，便已順應香港社會的普遍期待，規定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目標。待香港回歸後，起初的政制改革儘管北京會基於國家安全、政治穩定、政治忠誠等因素，設定一些限制條件，以確保香港民主化的可控，但總體上是民主成分持續增加，民意基礎漸漸擴大。

但後來北京和香港對於香港民主化進度的分歧不斷增大，香港社會開始興起激進抗爭的聲音，標誌性事件便是2014年的佔中行動，而這又反過來加劇北京的警惕。在香港社會盛行不願與北京妥協的氛圍下，2015年特首普選政改方案被否決，香港民主化進程隨即陷入困境。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的爆發強烈刺激北京，導致北京強勢調整治港政策，進而才有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和選舉制度的修改。目前香港選委會、立法會和特首的人選，都是新選舉制度的產物。

相比於回歸初期的政制發展，目前香港的選舉制度被北京強勢注入了安全和秩序因素，變成了北京主導下的以港府行政主導為特徵的政治制度。這確實有助於維護香港的國家安全、政治穩定，提升行政效率，曾經盛行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亂象大幅減少。但事有兩面，新選制的民主成分明顯被壓縮，長期佔有香港過半數民意的泛民群體遭到排斥。

這就使得哪怕新選制在北京看來是無奈之下的必要產物，能將激進主義、本土主義、分離主義排斥在外，從而確保香港政治的穩定和效能，但還是面臨比較大的認受性困境，並導致許多港人情緒低落，心灰意冷。當然，這也是可預期的。畢竟，香港曾遭受英國殖民統治100多年，香港和內地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遭遇，各自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和意識形態。

從短期來看，若新選制下的香港能出現一位類似於港督麥理浩那樣的治港者，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勵精圖治，推動社會公平，憑藉實實在在的政績贏得人心，是有可能改變許多港人的認知，提升新選制和北京治港的認受性。但從長期來看，寄希望於香港出現一位「一國兩制」下的麥理浩是不夠的。香港需要的不止是一位有作為有擔當的特首，而是層出不窮的有作為有擔當的治港者。古往今來，一個社會能否持續產生有擔當有作為的為政者，往往決定一個社會的良政善治能走多遠。

關於精英治理之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說：「我們利用一代人的時間成功地從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要打造這樣的新加坡，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必須擁有最有能力的、最有魄力的、最有敬業精神的領導人。我們在物色這類人才，委以重任以檢驗他們。只有這樣的領導人才能保持經濟增長，才能創造好工作。」他認為：「一個國家能取得多大的發展和進步取決於領導者是否具有創新能力，是否願意從其他民族那裏借鑑經驗，能否通過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迅速而堅決地落實好的想法，能否讓大多數國民相信進行艱難的改革是有價值的。」

香港雖非國家，但治理的好壞、優劣，同樣與能否有效選賢與能密不可分。可目前香港新選制還是深受舊有人才選拔機制和小圈子的束縛，能否真正並且持續做到「良才善用，能者居之」，是存疑的。從這一點來說，香港亟待建立一套結合古今中外經驗的選賢與能的精英選拔機制，讓賢能者擔當治港者重任。

除此之外，一個非常關鍵之處在於，民主是合乎人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和大勢。儘管目前世界的民主實踐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香港人普遍渴望的選舉民主更是問題重重，但民主作為一種廣受認可的現代人類社會核心價值，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當然，民主作為一種價值是一回事，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又是另一回事，若想建立一種優質可持續的民主制度，有賴於一系列前提條件，而非只是喊喊民主口號。

以此邏輯觀之，重要的不是去喊民主口號，陷入對民主的某種意識形態化想象，而是怎麼建立優質可持續的民主制度，讓民主的價值轉化為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實踐。尤其是在選舉民主或者說自由主義民主實踐陷入深層困境的形勢下，香港能不能探索出一條更適合更優質的民主道路，給人類社會另一種可能，就更是具有現實意義。畢竟，民主本就是香港基本法的承諾，港人又是一心向往民主，讓香港探索民主更多可能性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放在更大視野來看，中國內地遲早要民主深化，要引入可操作的、具有約束性的民主成分，但從中國內地的現狀和選舉民主在西方出現的危機來看，中國內地最好出路是以現實國情為基礎，發展出一種超越選舉民主的民主形式。可這樣的民主形式並不能憑空產生，而必須進行探索和創新。

從今天中國的現實來看，顯然只有香港最適合最有條件探索新的民主形式。這既是「一國兩制」所賦予的政治空間，又契合港人的心願。從北京的角度來說，自然希望香港民主能考慮到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治理效能，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香港社會則更加希望香港民主能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權。若香港民主能探索出一種平衡北京和港人雙重訴求的形式，既不唯上，又不唯下，既有實實在在的民主，又不民粹，既能考慮國家、整體的利益，又能兼顧香港、個體的感受，既有精英治理，又有民主約束，那無疑對於整個中國的民主化具有啟發意義。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既然香港具有「一國兩制」的得天獨厚條件，那麼今天北京在思考香港民主時不妨從長遠着眼，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用讓香港民主來為中國民主化探路的智慧、胸懷和抱負、擔當，來推動香港民主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