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香港政治「內地化」了嗎？
最近，香港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一國兩制」本身是互相磨合的過程，讓內地和香港兩種制度及生活方式互相拉近距離、互取所長，不過近幾年的發展，香港政治實況已倒向一邊，走向內地的制度，但與此同時民間與中央的想法漸行漸遠，而商界在新政治形勢下的角色，也會逐漸式微。他認為，研判香港「管治的模式，都會和內地愈來愈接近」是中性的說法，不含褒義或貶義。他還說，香港大眾市民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和生活方式，與內地官方的想法有所出入，通俗的說法即人心未回歸，不少精英階層子女在外國讀書後未必在香港落地生根，而隨着香港管治模式愈來愈趨近內地，相信這種情況會繼續加劇。
作為曾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温和建制派代表人物和香港商界精英，田北俊這一說法引來一些人關注。自香港回歸以來，疑慮香港會否內地化的聲音一直都有，但由於「一國兩制」的存在正是為了在「一國」架構下保持香港的獨特性，故類似疑慮長期以來都缺乏社會土壤。然而近年來，中央治港工作因應香港分離主義、激進主義和修例風波的刺激發生明顯調整，接連出台強勢舉措，在有效強化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的同時，確實讓不少人對於香港的「兩制」特色還剩下多少空間的疑慮明顯增加。田北俊的說法未必指向這點，且他已經表明「管治的模式，都會和內地愈來愈接近」是中性的說法，但姑且不論田北俊的說法，可以確定的是，在香港不少民眾的心中，確實存在香港日漸內地化的疑慮。
那麼，問題的核心便是怎麼看一些港人對於香港日漸內地化的疑慮。坦率說，考慮到鴉片戰爭以來香港和內地的不同遭遇和命運，以及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不同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一些港人有香港日漸內地化的疑慮實乃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尤其是當近年來，中央治港工作因應形勢的強勢調整和香港固有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狹路相逢，讓一些港人感到不適應，更是可以預期的結果，沒必要諱言或遮蔽。
真正要害之處在於政治狀況內地化是指甚麼。如果內地化是指香港和內地有更多的政治互信，相互取長補短，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國家給予香港更多空間，那絕對是非常必要的好事。反之，如果內地化是指香港政治生態和治理體系與內地趨同，香港政府和內地政府大同小異，再無「兩制」之別，那則要保持警惕。
不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一國」都是擺在香港面前的最基本政治前提，香港的政治前途、政制發展都與此息息相關。尤其是在中國早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和內地的經濟社會政治聯繫緊密交織的情勢下，香港未來能走多遠，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香港能否與中央、內地良性互動。對於「一國」之下的香港來說，最理想的政治前景是香港社會的中國認同愈來愈強，和中央、內地互信愈來愈多，中央和內地回饋給香港的自主發展空間愈來愈大。這也是一種雙贏。
除此之外，香港和內地，在政治領域各有其特色，若能相互借鑑，對彼此都是一件好事。比如，內地治理中所展現出的責任倫理值得將政治視為一種工作的香港借鑑。不可否認，內地政治存在各種各樣亟待改進的問題，但在改革開放浪潮中，不少官員展現出來的實幹精神、敢為天下先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精神和解決複雜問題、重大挑戰的傑出能力，是香港所欠缺的。某種程度上講，過去多年以來，香港歷任政府之所以都沒能解決貧富懸殊、階層固化和住房難的深層次矛盾，在推動人心回歸上缺乏作為，便與香港政治中缺乏精於實幹、勵精圖治的改革家密不可分。同樣道理，香港治理過程中展現出來的科學精神、專業主義態度、法治精神和對於民眾合法權利的尊重、保護態度，則是內地政治所欠缺的和亟待學習的。所以說，若香港政治狀況內地化是指這個層面的內地化，則是利港利國的好事。
但如果內地化是指香港政府和內地政府大同小異，則實在不明智，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初衷。自新中國建立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溝通的橋樑與博弈的緩衝地帶。為甚麼當初毛澤東、周恩來在建國之初，寧願揹負壓力都不急於過早解決香港問題？為甚麼鄧小平以「一國兩制」而非「一國一制」來解決香港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保持香港的特殊性，有助於為香港和中國爭取最大利益。這也是為何哪怕經歷修例風波那麼大危機，哪怕近年來內地輿論場中質疑香港恃寵而驕的聲音明顯增強，但中央還是不厭其煩地重申堅持「一國兩制」的決心。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審視香港政治內地化同樣應該如此。政治制度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往往各不相同，尊重一些國家和地區基於自身選擇、現實情況和現代人類核心價值所進行的政治嘗試和試驗，有助於人類政治多樣性，會給人類應對政治難題提供另一種可能。因此，若能讓香港和內地有更多互信，相互取長補短的同時，尊重香港原有政治特色，讓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更優質更現代的政治體系，對於香港和中國長遠來說是一件好事，會為未來中國內地的政治體系現代化起到試點作用。一言以蔽之，輿論更應該關心的不是香港政治狀況內地化，而是甚麼樣的內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