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朱鎔基20年前在港講話對今天香港的啟示

20年前的2002年11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香港進行為期三天的考察訪問，期間朱鎔基出席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晚宴，並在晚宴上發表講話。雖然該講話距今已經20年，但仍不時被人們翻出，一方面是其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朱鎔基興之所至，誦讀《獅子山下》歌詞並在最後喊話「我愛香港」，另一方面源於其以直面問題的方式，既把脈了香港問題，也給予剛剛經歷過金融危機的香港以信心。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剛剛過去的周年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時隔五年再次來到香港，通過一系列活動以及重要講話給予經歷過輪番衝擊的香港以信心，並就港人和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國兩制」可持續性問題給出新的政治承諾，「『一國兩制』是經過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得到14億多祖國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門居民一致擁護，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在基本法所定「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在北京做出「一國兩制」長期不變的政治承諾之際，重温20年前朱鎔基在港的講話，對今天的香港仍有啟示意義。

比如在談到有無治港良策問題時，朱鎔基講了一個故事——「我記得1998年的時候，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副總統戈爾（其實他最近到過香港），他見我，他說：『聽說你很崇拜Mr. Greenspan（格林斯潘，時任美聯儲主席——編者注）。』我聽了，我不太高興。我說，『我很尊敬Greenspan先生，我願意向他學習，但是他在美國乾得很好，到中國來不一定幹得比我好。』」緊接着，朱鎔基表達了自己的底氣所在，「我因為在中國搞經濟半個世紀多了，50多年了！我對於中國經濟的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我都還是聽得出來的」

聽得出來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才能更好地規劃未來。回看2019年的修例風波，不得不說，特區政府對香港整體民心民意的研判出了很大問題，以至於一發不可收，走向失控。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即坦言，總結香港過去25年，最根本和最難的是對於民意、民心的研判。「過去，特區政府沒有專門研究民意變化的職能，不做意識形態工作，儘管每一次政策出台要諮詢民眾，諮詢工作表面上做的很到位，但實際上一單是一單，變成了形式主義。」

對新任特首及施政團隊來說，應以修例風波為鏡鑑，意識到把握社會脈搏跳動的重要性，並通過與民眾持續互動，切實增強自身把脈民心、民意的能力。

再如在談到香港面臨的困難時，朱鎔基坦言，「香港當前面臨很多困難，但是我們始終認為，這個困難主要是歷史原因形成的。幾十年以來，香港的同胞用他們艱苦的創業精神，創造了香港的繁榮和輝煌，但是在繁榮的景象中間，也積累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悦中間，也埋下了隱憂，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那麼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就暴露出來了！造成這種困難，絕對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

朱鎔基同時強調，「克服香港當前困難的力量和辦法，就存在於香港的體制之中，因為香港具有十分開放的經濟體制，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效率比較高的政府公務員，特別是有一大批優秀的企業管理人才，跟世界各國有着廣泛的聯繫，是世界、亞洲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服務中心。香港的優勢並沒有喪失她的競爭力，她的實力依然存在，她完全可以憑着自己的力量，克服當前的困難。」但「我也不認為香港的困難，現在已經到底了……現在需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還有最困難的時候到來，還要進行第二次創業。」

20年後的今天，在經歷了SARS、佔中運動、旺角騷亂、修例風波以及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香港的困難是否到底了，誰也無法給出精確預判。但至少，朱鎔基所言「在繁榮的景象中間積累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悦中間埋下了隱憂」，以及「克服香港當前困難的力量和辦法，就存在於香港的體制之中」，值得深思。因為回看回歸至今25年，香港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泛政治化的泥潭，港獨勢力崛起，險些將整個城市推向失控的邊緣，最根本的原因即在於回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香港的發展與繁榮掩蓋了深層次矛盾，在回歸之際就應該解決的問題，比如國民教育的問題，一再被擱置，積累到一定程度，終以修例風波的形式，將多年積累的問題與矛盾來了一次總爆發。

當前，在港區國安法和選制改革的加持下，香港雖然不亂了，但不等於實現了「治」。對特區政府而言，在進行「第二次創業」的過程中，需要將香港放在更長時間脈絡和更大範圍來思考，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獨特優勢，這是香港過去之所以能快速崛起的最大底氣所在，也應該成為「第二次創業」過程中堅持的方向。誠如朱鎔基所言，「克服香港當前困難的力量和辦法，就存在於香港的體制之中」。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對《香港01》表示，在新的時期，（中央與香港之間的）對峙張力沒那麼大了，如果沒有必要的張力，香港就會逐漸喪失競爭力，「要避免惡性的對峙，也要保持正常的對峙。」《香港01》總編輯于品海在《「一國兩制」同樣需要改革》一文中亦坦言，「這一次，香港應該針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去除資本主導、兩極分化，物質主義，用全新和樸素的視角看待香港這一制，更要借鑑內地的現代化路徑，反思『一國兩制』的進步意義，讓『港人治港』更上一個台階。否則，香港恐怕將會優勢盡失，甚至墮落為純粹的附屬型經濟，降格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

曾在中聯辦任職、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部部長的強世功日前在一篇總結香港25周年的文章中，同樣倡議在25周年的關鍵節點，應該對香港的未來有進一步思考，而且這種思考不應故步自封。「香港在國家經濟戰略中的『窗口』地位不斷下降，而香港又面臨自身經濟問題，需要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在這種背景下，不僅要適時調整香港在國家經濟戰略中的地位，從過去的『走進來』戰略調整為『走出去』戰略，推動中國的資本、技術、管理、訊息乃至文化理念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將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定位從經濟定位轉向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不能用內地治理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治理香港的資本主義，而要用香港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來解決香港問題。」

以上，便是朱鎔基20年前在港講話對於今日香港的啟示意義。雖然人們在談到這一講話時，往往會聚焦於朱鎔基那句「民族罪人」——「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但實質上，朱鎔基這句話只是點破了一個基本事實，因為「一國兩制」這一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中央是最大責任方，對香港承擔着最大的憲制責任。換言之，中央從一開始，就是最希望「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就是最擔心「一國兩制」搞不好的。意識到這一點，那些批評北京就想讓香港變成「一國一制」的無稽之談，大概可以自覺無趣地沉默了。

而對普羅大眾而言，如果真的有一天香港「搞不好」、「搞壞了」，不管「罪」這筆賬怎麼算，可以肯定的是，最終的「罰」都會落在港人身上，沒有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