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破繭」時刻三｜新動能受何制約？
【編者按】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將在北京開幕。在當前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以及地緣政治關系日趨緊張的大背景下，姍姍來遲的「三中全會」將如何為中國經濟「指明方向」，受到了格外的關注。
三中全會將如何為中國經濟指明方向?事實上，要首先清楚的認識到中國經濟所處之境，更要了解這個階段，在整個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意義。特別轉載財經行業觀察者江宇舟《陣痛與希望：中國經濟的「破繭」時刻》一文，從多切面多視角多數據，詳細闡述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溫差」，以及中國經濟破局之路徑選擇。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 作者：江宇舟
當前經濟基本面所遭遇的困局，展現到現象層面，那就是新動能尚未承接舊模式，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既制約了工業製造的景氣，也不利於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在生產和消費環節都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低迷，且預計還將繼續持續相當一段時期。
在現象的背後，則是經濟基本面與市場各參與主體，在產業分類、技術層次、目標市場、以及市場模式和對應策略這四組關系中，存在一系列摩擦和矛盾，制約了經濟新動能的形成和釋放。
首先，第二產業的升級還在樓梯上，第三產業的現狀卻接不動人下來。我們追求的實體經濟新動能，所對標的行業首先就是技術密集型。從長遠來看，這些產業都是能爭奪市場主導權和品牌定價權的，是最能夠取得超額收益的。但從短中期來看，有個特別現實的問題，就是當產業升級向技術密集型過渡的時候，第二產業對就業會有擠出效應（甚至如果是應用了密集技術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也會衰減）。而第三產業本該是這類被擠出的就業人口的最佳承接方。
可是當前的現狀就是，前文中我們出於長遠發展的考慮所調控的一些行業，大多都是第三產業，由此導致現階段出現了一個結構性矛盾，本該吸水的自己都在流水，又何談承接？於是，宏觀大勢上有個「三期疊加」，而就業形勢這個分戰場，都有摩擦性失業、周期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疊加之勢。
面對近年來產業升級和就業承壓，第三產業卻並沒有保持增長態勢，反而在來回拉鋸（見下圖），就業「蓄水池」並沒有發揮出來。不少朋友對經濟的體溫觸感，自然就溫不到哪里去了。
其次，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一刀切，導致政策執行和資源配置出現了一定的偏差。
前文已經提到了向技術密集型升級的問題，其實在現實層面，技術和勞動密集型並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不宜簡單切割。勞動密集型也可以有技術，也可以走高端。最近曾在分析印尼加征關稅的文章里對此有所論述[7（如何看待印尼擬加徵關稅的意圖與影響）]：
筆者當時寫的還主要是農業和輕工，後來又在腦子里覆盤了一下走訪過的客戶，重工行業依然是如此。對於人們印象中五大三粗、來料加工的，不管是工藝改善、鏈條拓展、產業循環、綠能供應等等維度打通以後，能單純說只是勞動密集麽？
但在現實操作上，我們上一階段在執行過程中，部份地區對此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出現了「騰籠換鳥，老鳥死了，新鳥沒來、籠中空空」的情況。這些年走訪各地，時不時會看見一些被騰空的巨大產業園，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來到了自貢或蒙大拿的大型恐龍墳場。身邊也有一些企業家朋友，甚至是地方國企，筆者親眼看著他們本是為了產業鏈的正常拓展而做的投資，當年在面臨「兩高一剩」認定擴大化後受到怎樣的沖擊，又怎麽咬著牙去克服時艱。
這樣的現象在2016年以來，在全國尤其是北方部份地區並不罕見，出現了不少騰空的傳統產業，結果又遭遇到了疫情……這些地方的群眾體驗也就可想而知了。
頂層設計對現實的理解，具體執行對設計的理解，連同現實對決策層、執行層作反饋的時間差，層層疊加之後，就會出現一些結構性、周期性的問題，在本來就經濟增速換擋時還影響到生產、收入與就業。
除了政府監管，影響資源配置的還有金融機構的支持偏好。很多金融機構，特別是屬地化經營的，不乏優秀的業務人員，對於屬地內的產業結構、運營模式、上下遊關系、區域乃至全國的影響如數家珍。但是問題就在，很多業務的推進並非業務團隊自己就能決定。
不管是政策制定也好，還是金融機構中後台推導風控模型、設計金融產品也罷，如果不能深入走向地方、紮根企業，只在辦公室里通過幾份PPT、幾張現場照去推敲，它就不可能去了解基本的產業運作邏輯，又怎能指望設計出對標行業的方案。更何況這背後還有對試錯成本擔當的算計。
於是，一部份本該作為實體經濟潤滑油的金融機構，就把業務抽象成了選擇優質抵押物和股東方的資金搬運工，可這樣的優質企業在市場上終歸是少數，卻雲集了大量意向資金之後，就出現了「標品卷非標、股份卷小行、五大卷股份、最後政策行和低利率特別債來了一鍋端」，拼業務搞成了拼牌照，出現了大量資金空轉，同樣產生了資源的錯配與浪費。
最近某位老師還對金融行業降薪作了如下表態，筆者認為很值得商榷的。金融業與製造業各有含金量，不是非要高精尖的製造業才有「知識的含金量」，這兩個行業沒有也不該有高低貴賤。恰恰是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偏差，導致了第一章寫到的嚴峻局面，讓如今的形勢更加嚴峻，改革阻力更大。當然，他有一點說得很對，薪資應該按照知識水平來確定，而不應是牌照、平台甚至所屬行業。
第三，雙循環的宏大前景可期，但內外市場的節點問題尚待克服。如果說上述兩點分別對應了新舊動能轉化中的產業分類和技術分層，那麽這一部份的關系就對應了市場維護與開拓，這也是我們在新舊動能轉換中如何能穩定創收的關鍵環節。
內循環部份，從理論上說，前景應該是很廣闊的。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就是構建上能立足內需，供給上能暢通循環，圍繞這一組基本的供求關系，在新舊模式轉換的大背景下合理安排破立的節奏。大道至簡，但精耕甚難。我們目前在構建國內大循環、大市場遇到的階段性困難，就是在「供求破立」四字上遭遇到了全方位挑戰。
首當其沖的就是內需受到了影響，「生產-就業-收入-消費」這組關系是有走向通縮螺旋的趨勢的 。工業企業盈利和製造業景氣水平邊際回落，工業企業的市場和盈利缺乏保證，也會影響到產出。供求關系不暢，物流也會受到影響。此外在經濟增長相對緩慢、存量內卷的發展中，各地政府保護主義就有可能抬頭，又會影響到「循環暢通」的基本要求 。
而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面，傳導到上層建築的信息如何被甄別，如何去理解破立關系、安排破立節奏、並確保在實踐中不走樣，也都是知易行難的問題。「一管就松、一放就死」的問題這幾十年來也是屢見不鮮，這些都對方向引導和精準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節奏調整的過程中，基層感受到的震蕩與徘徊也會非常強烈。
開拓海外市場，並且提高自身在市場的地位和影響，也是國家發展到如今這個水平的應有之義。這又分消極和積極兩個角度，從消極的角度來說，卷不動國內就得去卷國外，在國內具有強大生產能力，而市場容納相對飽和的情況下，必然要打通外部市場。
從積極的角度考慮，便是在以我為主的基礎上，去構建一個符合當前發展階段與綜合國力需要的外循環體系。我們不只是供應商品，而且還輸出產業，並能和對象國共同構建產業鏈條，反哺於內循環。在打通這一條條內外鏈條的基礎上，去推動實現我們在當地的利益與地緣戰略，由此又反哺於這套雙循環機制，使其更加穩固。我們現在的國力已經具備了這樣的能力。
能力是有，但在具體的操作環節就會遭遇挑戰。對於相對發達的國家，它們也都有自己的優勢產業，而且這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習慣了占著優勢產業向全球剝削超額紅利。對他們來說，隨時可以為了切身利益撕下「自由市場」的面紗，各種制裁與圍堵隨之而來。相關套路我們都已經非常熟悉了。而且在打壓中，由於西方國家在金融領域的優勢地位，還會導致如第一章列舉的資本外流壓力。
對於第三世界的兄弟國家，一樣可能產生矛盾，我們在基礎工業上的優勢太大了，很容易就會沖擊到他們的工業。就仿佛近代英國布匹沖擊長三角乃至長江腹地的土布手工業一樣。更何況就像上文提到印尼的加征關稅意向，很重要的一條理由就是美國帶頭打貿易戰後，很多身陷戰區內的產品供應轉戰到人家這里，不僅價格被打下來了，還每年都給印尼都造成了十幾萬幾十萬的失業。
我們很難在經濟學教科書里看到對此類問題的解決方式，這已經構成了覆雜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各國都有獨立發展工業化的權利，我們如果一味兜售「比較優勢」理論、或者以勢壓人，我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又如何闡述？我們和廣大南方國家，尤其是當前在東南亞和中東這兩個利益高度覆雜的地區鋪設地緣戰略兩翼的進程，還能否取信於人、有序推進？
這都是涉及到長遠根本的大問題，而為了這些大問題要做的迂回、調整，也會變成焦灼的痛感，反作用回國內的相關行業與從業人群上。
另外，新模式尚未成熟，舊模式就無法出清，階段性共存也會帶來階段性摩擦。這既是一個現實基本面的問題，也是我們所要採取的策略手段問題。上文提到的三組關系，反映了我們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在培育、轉化、賦能、擴展、供需、破立、內外這些環節都遭遇到一些階段性、節點性的矛盾。
此時理想狀態中新動能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就會在現實層面大打折扣。為了要保持基本的增長和就業，我們不可能對舊模式採取一刀切的態度。要用，又要有限度，這就又產生了矛盾，處處考驗著政策制定的對立統一，與經濟基本面的承受能力。
這個問題不是近年才有的，可以說從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2014年以來，我們已經反覆面臨這個問題，並在此過程中把舊模式的邊際效益一次次推向了歷史新低。
還是以房地產舉例，走到現在這一步，不可能直接一竿子出清，「保交樓」得做，地方政府收樓做保障房也得做，金融機構對房地產企業的有條件續貸以便把一些涉及民生的項目完工，這也得做。但要是做過了限度，再來一波放水，可能就真要產生系統性風險，不僅是全產業鏈的爆雷，連帶政府信用與居民最核心的資產定價也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這樣的「精準滴灌」不僅是考驗政策設計與執行的精度，也在考驗大眾特別是行業利益相關方的心理。餓著時候能吃到一小口，反而更容易形成負反饋，這不僅是經濟學分配的問題，也是一個心理學問題。
再譬如地方政府這幾年為了保增長，確實也承擔了很多，積累的債務率上文多次列舉。在前期槓桿還沒消化完，馬上又要安排一部份超前基建，而在安排中還要按區域發展水平分類，譬如要「經濟大省勇挑重擔」——可正如上文所列，經濟規模前五大省份，同債務規模與債務率的前五大省份，有4個是重合的，這里面該怎麽協調？
此外，今年初國辦已經叫停了12個省份的非民生必須類基建。這樣一來，不僅壓給其他省份的指標會增多一些，在過往基建已經和政績相掛鉤的情況下，如何調動叫停省份的積極性、開發新動能、樹立新的政績觀，也成了一項不小的工作。
更何況在開停之間，可還涉及著大批就業。而在增量乏力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很可能去劍走偏鋒，再舉起補稅、漲價、罰沒這樣的大旗，做多了更會導致惡性循環。
而上述這些關系，它們對應的結構性問題，最後匯成一句話：市場在哪里？收入在哪里？增量在哪里？只有回答清這個問題，企業才敢擴大生產，居民才敢擴大消費。
而這，既是矛盾與困難匯聚的焦點，卻恰恰也是我們當前經濟突出重圍的破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