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破繭」時刻一｜正處於兩種經濟模式新舊交替期

【編者按】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將在北京開幕。在當前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以及地緣政治關係日趨緊張的大背景下，姍姍來遲的「三中全會」將如何為中國經濟「指明方向」，受到了格外的關注。
三中全會將如何為中國經濟指明方向？事實上，要首先清楚的認識到中國經濟所處之境，更要了解這個階段，在整個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意義。特別轉載財經行業觀察者江宇舟《陣痛與希望：中國經濟的「破繭」時刻》一文，從多切面多視角多數據，詳細闡述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溫差」，以及中國經濟破局之路徑選擇。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 作者：江宇舟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現階段的中國經濟，那就是：我們正處於形勢嚴峻的時候，但也是潛力蓄能、正待突破的前夜。

問題有目共睹，增長動能不足、企業信心削弱、民間投資不振、就業壓力增大、消費即將承壓、外部環境惡化，現實連帶週期，還能把問題放大。但與此同時，新動能經歷了長期的孕育和發展，已經處於蓄勢待發乃至厚積薄發的階段，產業聯動和消費場景正不斷在規模和深度上擴展，高質量的對外開放和綜合性的比較競爭優勢正在不斷提升，新舊模式交替中新業態的產生與傳統業態的新模式正在不斷湧現。這一階段可以視作是破繭起飛的前夜，陣痛與希望並存。

過去幾年筆者跑了200多個地級市，本文是基於這些年的實地走訪和觀察學習，將從當前交替的形勢、帶來的衝擊、存在的矛盾與蘊藏的機會幾部份依次展開。筆者認為，對經濟形勢的分析，既要結合數據，但更要面向現實。我們確實要看利率、匯率、M2、社融這些指標，但是不能只看這些，某些數據本身也是現象的量化體現，而現象的背後有太多影響其變化的因素。以表面現象去論證結果，很可能會成為循環論證。

筆者認為，造成當前痛感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正處於兩種經濟模式新舊交替的時期。

事實上，轉型早已開始，中央對此早有預判和設計。首先需要明確，我們如今面臨的經濟轉型和宏觀調控，其實早在10年前就已開始，目前出現和大量經濟問題和調控政策，其實都是這10年來的延續。早在那時候我們已經提出了「三期疊加」的概念，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筆者認為「三期疊加」的核心內容就是發展模式的轉型期。也就是從過去以「土地-地產-基建」為主軸、以高槓桿驅動的重投資、重投放模式日益難以為繼，必須向著更關注產業結構優化、更尊重和培育經濟內生動能、更確保槓桿可控與投資效率的發展模式去轉型。對此，總書記早已給出一系列指示和論證，試舉兩例：

因此，當前經濟形勢和相應的政策調控並非是突如其來，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傳承與時代背景，頂層設計的思路是清晰和連貫的。

內外因素夾逼導致了本輪轉型期的格外漫長。以10年為期而轉型遲遲沒有完成，有著其自身的歷史原因。

這10年內，先後經歷了城鎮化提速，「創新」濫用劣質化後部份業態的野蠻生長與收割，以及在推廣減稅降費和財政之間的艱難平衡，「兩高一剩」及「三去一降一補」。在經濟發展和調整的摩擦日益激烈的時候，又突然來了為期數年的疫情。

外部環境也不平靜，從大背景來看，經濟增長缺乏新動能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產業革命遲遲未來，大批國家的發展陷入停滯乃至倒退，內卷其實也早已全球化，不同國家的「存量爭奪」愈演愈烈。而美國掀起的制裁封鎖，尤其是貿易戰和科技戰更是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罕見的挑戰。

反觀國內新增長點的培育，尤其是產業轉型與技術突破，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會不得不對舊模式加以維繫甚至間歇性加強。我們這些年的政策設計導向很符合當年反腐時候那句名言：「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經濟轉型不是一刀切，需要以時間換空間，這是在為新動能留出空間。而為了留出空間，在幾次蕭條的臨界點又多多少少放了一些水，緩解了基層的痛感，卻積累了更多的問題，也在後續調整中產生更大的痛感。

近兩年部份人群對經濟的痛感之所以如此劇烈，除卻美國掀起的貿易戰與科技戰持續升級，以及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的廣泛抬頭。僅從內部來說，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頂層設計的定力空前之強，一些以往下行期會採用的措施、會打開的閘門，如今是盡可能地少用少開，乃至不用不開。

在新動能尚未全面成型並承接釋放之時，舊有模式也受到調控。某些聲音將當前的經濟困難歸之於監管，總覺得這不夠市場化那不夠國際化。其實真正的核心點並不在此，而是傳統發展模式已在挑戰社會的承受能力。

房地產帶來的問題已是眾所周知，，而在地產、城投、財政這三角關係裏堆積的大量槓桿，所影響到的範圍遠超三者，包括但不限於我們資產定價體系的穩定（這將直接關係到我們每一戶家庭的財富）、金融資源與社會資本的匹配、相關鏈條每一個從業者（大多數就是工薪階層）的收入、必須有償租用不動產打拼餬口的人們那肉眼可見的租金，家庭居民的腰包以及根據腰包鼓癟要去謀劃的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直到最後就是我們肉眼可見的人口增長情況。（[2]人口拐點，肉眼可見｜地球知識局）

傳統模式的不可持續決定了轉型沒有回頭路。

在舊有模式下，作為核心驅動的土地財政指導房地產開發，其能夠運轉維繫乃至擴大的基礎是最終建成的房子實現銷售。而銷售成功的關鍵不在開發商、不在地方政府、不在任何一級監管，而是要有源源不斷的消費者能夠心甘情願地掏錢購買，乃至背負貸款。

當一套哪怕非核心區的房子都能掏空六個錢包，還要背負三十年的房貸；當大批小年輕為了房子的問題情願不婚不生，為生活質量租房丁克在所不惜；當一大批三四線乃至二線城市在人口流出的時候，房價卻攀升到足以透支未來20年的高點；當全國在本世紀新蓋的房子已經超過全國戶數一大截，套戶比已經達到甚至超過西方發達國家水準 ，而人口還在老齡化、生育率出現跳水（[3]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給出的測算結果，根據新增家庭數量估算，存量住房恐需十年左右才能消化完）；當土地財政拉動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出現遞減，甚至能讓全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增長遠超土地財政帶來的收入，部份省份三五年內債務率就能翻番，利息支出都能占到財政支出的10%以上……

當這些畫面都在發生的情況下，舊模式又如何能繼續得以維繫呢？

正如世界銀行在2022年6月的一份報告（[4]世界銀行：Real Estate Vulnerabiliti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China，2022-6）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占GDP比重已遠超其他國家，即使面臨疫情的壓力，需要動態調整監管，但監管放鬆後又會重燃投資風險，給未來造成更多麻煩 。

所以不管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與債務問題，或是開發商爆雷、爛尾樓頻出這樣的社會問題，歸根結底並不是調控，而是過往發展模式本已到頭。試想，如果調控放鬆，繼續出賣更多的土地、堆出更密的樓盤、出現更高的房價、集中更多的金融資源彙集到地產基建、由此讓政府、企業、居民三部類堆砌起更高的債務槓桿……為了暫時增長的放水只會在後續帶來更為嚴重的問題，為「飲鴆止渴」再添加一個巨大的現實案例。

相信中央在形勢研判中做過更為周密的測算，選擇了現在的政策。雖然放鬆了限貸限購，但某些輿論鼓吹的大面積開閘放水也遲遲沒來，哪怕是在這些輿論中被歪曲解讀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其用途其實早有明確規定（[5]「超長期」遇到「特別」　國債之力蓄勢待發）。

伴隨著樓盤建築工地的減少，少了的不僅是工地的塔吊，配套的路橋館所與雄心勃勃的新城建設也大幅收窄。與之相關的這一整個鏈條上的產業、就業、收入必然也會受到影響，最終又傳導到消費。

與此同時，我們看看在舊有模式下，土地財政以外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的點又怎麼樣呢？一位很讓筆者十分尊敬的業內前輩在這裏拉了個提綱：

·互聯網：截至2023年12月，我國線民規模達10.9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7.5% ，較十年前漲幅超過75%，增量到頭了；

·基建：主要高速網和高鐵網基本完成 ，攤大餅城建也差不多了，增量基本到頭，後面還有水路改造和局部基建；

·城鎮化：截至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 ，與西方發達國家平均70%的水準差距已經不大，且人口總量下降了，增量也較為有限。

·出口：大量產品的產能產量都過了全球半數 ，甚至60-70%，增量也大大收窄了。

與此同時，外部市場環境也不甚友好，西方主要大國逆全球化大背景下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仍在持續，還正在從廣度和深度擴展。全球經濟的弱復蘇也影響到我們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修復，地區性衝突加劇了原料價格上漲，此外中美經濟週期的錯位對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利率錯位導致利差倒掛擴大，造成資本流出壓力。中美通脹錯位，美脹中縮也在大環境上影響了國內需求和投資環境。特別是全球總需求的不足同樣對我們的外貿形勢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以上這些不利因素傳導到基本面，都進一步放大了已有的經濟問題。

從經濟數據來看也能佐證上述情況，我們的名義GDP增速持續低於實際GDP增速，說明有效需求不足，動能有所衰減。2023年三大物價指數同時乏力，也是過往幾十年來較為罕見的現象。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83%，大幅超過疫情前水準。過高的消費貢獻率，既說明其他過往動能的乏力。也提示著一種令人不安的前景：如果居民未來就業、收入壓力繼續受到影響，可能同樣會使這唯一亮眼的動力在後續幾年被削弱，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的持續放緩 [6]。

這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大背景，傳統的投資、外貿、消費都出現了不小的問題，短期內引擎沒有之前那麼足了。有些人唱衰說中國經濟難以為繼。是的，如果固守舊模式，我們確實將難以為繼。

有意思的是，某些觀點對此開出的藥方，所謂的市場化、自由化，這個開閘、那個放水，本質上卻又是要繼續維繫舊模式，卻對經濟發展新動能和產業轉型升級著墨甚少，乃至避而不談，抑或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頗有微詞，這就實在讓人難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