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破繭」時刻二｜溫差和痛感從何來
【編者按】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將在北京開幕。在當前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以及地緣政治關系日趨緊張的大背景下，姍姍來遲的「三中全會」將如何為中國經濟「指明方向」，受到了格外的關注。
三中全會將如何為中國經濟指明方向?事實上，要首先清楚的認識到中國經濟所處之境，更要了解這個階段，在整個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意義。特別轉載財經行業觀察者江宇舟《陣痛與希望：中國經濟的「破繭」時刻》一文，從多切面多視角多數據，詳細闡述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溫差」，以及中國經濟破局之路徑選擇。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 作者：江宇舟
中國的新舊轉型期帶來的沖擊與影響，加劇了部份行業和人群的痛感。最直接的是，房地產行業調控帶來的鏈式反應。
在經濟轉型調整階段，首當其沖的就是房地產行業，更何況對該行業的波動式調控儼然已是多少年來的經濟運行特色之一，以至於有「夜壺」戲稱。
經濟增長依靠投資，而民生保障則看就業。房地產下滑對就業的影響也是人盡皆知，大家都有體感。
目前對房地產調控的微妙之處在於，既不能再放任大規模的增長，推高杠桿和泡沫。卻又無法快速實現出清，以便輕裝上陣。只能在發展中緩緩解決。也正因此，房地產無法做到「長痛不如短痛」，否則帶來的消極影響會長期向社會傳導。
需要看到的是，土地財政退坡後的財政壓力及其連鎖反應。與房地產行業走到階段性拐點互為表里的，便是地方土地市場遇冷，造成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的暴跌。
筆者測算過各省份可支配財力的構成，最核心的三項便是稅收收入、土地出讓收入和上級轉移支付收入；2022年以前，這三項收入占可支配財力的比重最高可接近85%，卻在2022年以後收窄至77%，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讓收入占比下滑較快，2022年後較占比峰值直接下滑了10個百分點。
這三項收入近年來占比變動如下圖所示 。
地方財政在之前土地財政和配套基建中積累了大量債務，含城投在內的寬口徑債務除以可支配財力所形成的寬口徑債務率， 2023年比2019年增長了100個百分點以上的省份達到15個，其中7個省份的寬口徑債務率超過了400%，其GDP合計已經超過全國的1/3，且其中4個省份在GDP規模位居全國前五。
由此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壓力是巨大的，一方面地方財政收入三大支柱之一正在下滑（與此同時，受減稅降費影響，稅收收入也可能下滑），另一方面債務和付息規模還在擴大，地方財政所受沖擊可想而知，財政供養人員的規模與質量也會逐步受此影響，與政府採購相關的各個行業也會受到相應傳導。
筆者身邊一些承接基建工程類項目的民營公司近年就相對緊張，這不只是一兩個包工頭的事情，建築工人的工資、建材廠商的生計，連帶著從設計到物流再到質檢一整個鏈條上的人吃馬嚼，還有總包分包間那覆雜的關系……
不僅要想著上頓的錢收沒收回來，還要想著下頓的營生向哪里去找，舉債的到點銀行催債還得想著怎麽還。而且這一整個鏈條上的民營企業可比不得城投國企們，到點不可能展期不說，如果銀行覺得有啥它自我感覺的風險，收回款子後直接不給續貸，那一樣會沖擊乃至危及自己的經營。身邊公務員朋友們也隨地域不同有著不等的壓力，不僅加薪很難指望，甚至還時不時傳說要上繳前幾年績效……
鑒於房地產調整與地方債務消化將持續相當長一個時期，因此上述問題也無法短期內解決，痛感也將持續，直到地方財政找到新的增長點。
由此，在三駕馬車的投資領域，前一階段發展模式中最為重要的兩大部門：地產企業、公共部門及其衍生的城投公司和服務於基建及配套的國有企業，不僅同時熄火，並且壓力正逐漸傳導到以其業務作為收入來源的產業鏈條，最終蔓延到就業與消費，並激化金融機構的債務風險。原來的「火車頭」就這樣變成了「頭車火」。可還是那句話：如果模式不掉頭呢？火會更大的。
此外，對於其他特定行業的調控同樣沖擊了就業和消費。過去10年經濟發展中，還對一些互聯網平台、教培行業、偽創新企業進行了調控甚至打擊。這些行業規模都不小，有些甚至在發展的早中期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吸納了相當規模的就業人口。但一旦觸發這樣那樣的原因遭遇調控了，不僅是該企業、該行業的就業會出現問題，而且還會傳導到一大批依靠該行業超額收益去再消費的服務行業，沖擊隨鏈條傳導。
其實針對這些行業的調控也與其他調控脈絡大體一致。通觀這些被調控的企業，五點至少居其一：在資源引導上脫實向虛、在市場供給上趨於過剩、在服務方向上收割基層、在比較優勢上缺乏門檻、在價值輸出上暴富炒作。回到上文的「三期疊加」，在這樣的歷史節點，如果任由發展，恐怕大量資源錯配與隨之堆砌的槓桿、扭曲的導向，會讓市場先於這些行業的出清而崩盤。
筆者認為，市場的定義權從來不應只定於頭部企業一尊，而應該包括廣大中小企業、居民（尤其是工薪工農）、公共部門共同參與、相互作用的市場。市場也不能簡單與「放開」、「自由」畫等號。我們甚至不用去推演，就看那些說著「市場化」那麽歡實的所謂富國，最後帶給老百姓的又是什麼呢？
所以，房地產行業是沒法「長痛不如短痛」，但對於某些服務業的畸形發展，那還真必須「長痛不如短痛」。
另外就是外貿的局部沖擊也會在特定範圍內加劇痛感。近幾年外貿行業可以說是形象地詮釋了何謂「大洋暗濤」，從外貿數據來看，雖然有一定的增幅波動，但是整體的進出口和順差規模還是在放大的，且結構日趨優化。
可以說從宏觀來講我們經受住了貿易戰和所謂「產業鏈外流」的挑戰。但是就像風和日麗的大洋總有看不見的暗礁暗流，如果細分到國內特定行業、以特定國家為主要貿易對象的特定區域、特定城市，問題就會暴露出來。
像以歐美日韓為主要出口對象、並對這些國家開展來料加工的外貿城市，在貿易戰中就很容易受到沖擊，近幾年還疊加了匯率、疫情、部份外企流出等負面因素，導致這些城市和產業受到沖擊。
以蘇州為例，該市外企加工貿易的依存度高達120% ，導致近年的產業結構和出口承壓。2019年至2023年蘇州的出口額僅增長了10.43%，在30強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二 。作為長期蟬聯全國GDP規模最大的地級市，2022和2023年增速更是連續兩年全省墊底。
此外，在舊有模式所造成的發達地區土地和租金和人力成本高企，也會導致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為了平衡區域發展，國家也會支持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東北地區轉移 。這樣客觀上也導致了沿海地區相關產業的進一步承壓。而最終這些壓力都會傳導到從業人群。這紙面上的數據箭頭往下探探，就是多少從業人員生計的困擾。而且由於沿海地區的人口密度更大，關注度更高，輿論效應更強，也會造成負面感官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