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夏寶龍要改革政商關係嗎？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與商界舉行大型座談會，香港政府全程參與，目的是什麼？會議是否成功？後續將要發生什麼事？這次座談會發起的背景，是中央想和商界直接說明想法，瞭解它們的情況或憂慮？是香港政府與商界溝通不順，要求中央出手，說服商界，支援政府工作？還是中央希望香港政府和商界更好溝通，主動搭台為推動合作製造氣氛？這些問題，大多數市民當然無從知曉，只能夠作為旁觀者，就算想評論，也只能夠藉助媒體的猜測進行。

香港媒體職責所在，硬着頭皮也要猜測，大家普遍認為座談會焦點是中央和港府對商界投資停滯有所不滿，希望藉此提振商界信心，消除憂慮，或者是為港府站台。猜測主要是圍繞土地，包括傳言開發商對新界分區規劃投資不感興趣，就算有出價也「低到不切實際」，政府焦急了。《明報》甚至明言，這是「首次以港澳辦名義，在特首面前舉行座談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座談會上對商界表示，「政府搭曬台，演員係你哋」，估計是在暗示商界不配合政府拼經濟的努力。社會大眾的直覺是商界掌握社會資源，建設香港不能單靠政府，這一次座談會是對商界的「動員會議」。

「有機結合」的重點是「有機」

香港的經濟現狀絕非發展商大展拳腳的最佳環境：利率偏高，周邊變數太多，地緣政治複雜，內地經濟不盡理想，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大幅減值，樓市和租金收入都疲軟，現金流動性較差，因而不是主動出擊、大興土木的時機。一些報道甚至認為發展商在「保本保命」，削減投資，出售資產，何來支持的實力？

做過政務司及財政司司長的唐英年指出，政府和商界要改革及有實際行動，必須相互「有機結合」，任何一方不積極都不會成事，他更是形容「商界支持得來也要計數」，不能「只叫商界去實際行動，但政府就一意孤行」。唐英年既是政協常委又來自商界，講的都是合乎預期的話，但政府「一意孤行」指什麼卻難以猜測。希望不是想政府輕易違反原則，隨意遷就發展商。商界在香港出了名算到盡，滴水不漏，唐英年所講的數學題又要如何計算，市民倒是很想學習。

要發展商虧本做生意當然是愚蠢的，對香港沒有任何益處。發展商不是萬能，也有虧本的時候，甚至是嚴重虧損，但要它們明知無錢賺還要投資，實在是勉為其難。做生意從來不是零和博弈，發展經濟更不是。政府和商界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是經濟成功發展的基礎。不過，商界重視自身利益無可厚非，卻不代表政府只是考慮商界的要求，相反，政府必須兼顧社會和商界能夠共贏，而且是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根本。當年特首曾蔭權為滿足發展商需要，取消主動賣地的安排，最後的結果是徹底扭曲住房的供求平衡，香港已經領教過這種「結合」的傷害。

「有機結合」的重點不是「結合」，而是在「有機」上。商界是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但當政治和社會環境出現不利於經濟有序運作的局面，又或是經濟在轉型中經歷混亂，部分商人很可能不識時務，通過手中資源操縱市場，甚至鋌而走險，置社會福祉於不顧。政府這時候必須毅然出手，果斷執法。中共強悍整治過剩產能和資本無序擴張，國家主席習近平深化改革，整治內地房地產行業，也許有人不理解，但估計沒有人認為是「一意孤行」。當經濟面對巨大轉型，不少傳統產業身處挑戰，難以應對，政府就應該積極扶持，讓轉型有序進行，降低傷害，堅持經濟轉型帶來的社會變革。

「做大個餅」不能只靠商界

夏寶龍在座談會上講的範圍估計不少，但焦點離不開一條主軸：政府和商界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必須做得更好，這是由治及興的前提。無論是中國內地、美國還是香港，商界和政府的關係都是經濟能否發展的關鍵。三種制度不一樣，發展經濟的模式以及政商之間的關係自然就不能用同等方法理解，但都離不開政商關係的綜合平衡。中國和美國兩種局面的差異眾所周知，香港的情況亦不難懂，但夏寶龍在這次座談會討論的改革，或許包括改變香港固有的政商關係，它是香港思考由治及興之道的方向。

人大常委李慧琼在評論夏寶龍座談會時提醒大家香港沒有國企，就算港府想扮演促進者亦難以執行，因而需要商界攜手。她認為政府角色始終有限度，社會明白商界角色舉足輕重，只有讓商界參與才可以「做大個餅」，這是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應有之義。李慧琼的觀點可能也是大多數香港人的觀點。還記得因為領展的租務政策讓公營房屋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曾經支持將公共屋邨商場出售給領展的民主黨亦承認決策有誤，扼殺社區小店，造成隱性通脹，只是由於無力回天，市民只能繼續埋怨。

如果只有商界能「做大個餅」的觀點是正確的，為什麼商界一直主導香港經濟，但「個餅沒有做大」，甚至在萎縮，或者「餅做大」之後市民連餅碎都分不到，引致各種怨言，逼迫不少人要到深圳消費？美國經濟一直是商界主導，與香港一樣是資本主義大招牌，但為什麼「拜登經濟學」或「MAGA運動」認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之前的美國已經將餅做到無比大？

如果李慧琼所代表的觀點是正確的，夏寶龍提出的改革是否沒有抓到重點，中央和港府根本不應該對商界有所要求？改革的對象顯然包括政府與商界的關係，但改革之後的新關係又會否違反資本主義，甚至窒礙商界的發展？大家當然可以討論。內地的改革進程經歷過很多類似爭議，無論是早期的「姓社姓資」辯論，還是近年有關約束資本無序擴張是否走了回頭路，等等。爭議很有價值，更好證明中國的改革不是將社會主義改沒了，反而說明國企和民營經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根本連民營經濟都沒有，更遑論龐大的，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民營企業群體，他們的存在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成功。既然如此，香港自然可以既推動改革，又不將資本主義改沒了，商界甚至會有更好的營商環境，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得到保障和更好發展。我相信夏寶龍主任就是這個意思，習近平主席要求香港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社會經濟深層次矛盾也是這個意思，《香港01》提倡的改革也不是要將資本主義改沒了，但它不應該是《經濟學人》所指的裙帶資本主義，更不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是更符合香港需要的新型資本主義。

為什麼要「重奪」土地主導權？

李家超多次提及「重奪土地主導權」，但除了《香港01》，沒有多少人討論過這項建議。特首這樣說，是否表示香港政府曾經丟失土地主導權，因而產生各種不利香港發展的障礙，現在必須「重奪」？為什麼會丟失了，現在要如何重奪，重奪是要解決什麼問題？在丟失期間，誰擁有了土地主導權？根據李家超的說法，是利益藩籬控制了土地主導權，他是否在批評地產商擁有土地主導權時市民和香港的利益被忽略了？如果確實如此，現在的「重奪」會引發什麼衝突嗎？這是討論政府和商界關係的最具體議題，只是夏主任沒有直白說明，而李慧琼或唐英年的意見是不是在質疑這種新關係會對香港不利？

土地主導權是探討香港政商關係的放大鏡。在美國，政府是能源領域的主導者，拜登政府鼓勵投資新能源，特朗普強調化石能源，批准鑽探更多石油或頁岩氣，只是反映了兩黨政策的不同；拜登提倡增加富人稅，特朗普要減稅，同樣是政見的差異，但美國政府自然擁有稅收的主導權。然而，若政府不考慮調整稅制作為治理手段，沒有設定能源政策，主導權自然不重要，表面看是近似於丟失了。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香港的土地供應本來是政府主導，政府是唯一擁有土地規劃或農地轉換用途的法定機構，然而，由於官員長年不作為，棕地不斷增加，不少農地被地產商收購並閒置，當政府要勵精圖治、推動北都建設，卻發現手裡什麼都沒有，意識到主導權早就丟失了，不知所蹤。

如果李家超特首認為土地主導權被地產商竊奪的話，事實並非如此，但政府丟失了主導權卻是無可爭議。不論是從法律、政治、經濟的視角，政府重奪土地主導權都是有利於社會和商界的整體利益，主導權不知所蹤只會製造混亂，對地產商和購房者都不利。重奪土地主導權絕不是打倒地產商的陰謀，它是要對土地市場實行撥亂反正，讓供求關係變得有序，也是重新構建政府和商界關係的合適手段。

香港不需要革命黨，卻急需改革派

做生意要計數，市民就不需要計數嗎？政府也是需要計數的。只有商界能「做大個餅」嗎？沒有政府或市民參與，餅能做大嗎？中國人有句話，「獨食難肥」，香港商界有太多聰明人，當然知道其中的道理。經濟繁榮是商界所追求，政府和市民同樣如此。政府和市民不應該妒忌商界盈利，只要經濟有效運作，貨如輪轉，商界自然不應該賺到盡，本來也做不到。誰能夠保證經濟繁榮、有效運作？誰能夠平衡商界和市民的利益，貨如輪轉？除了政府之外，還能夠有第三方嗎？當然，如果政府尸位素餐、毫無作為，說什麼也沒用。就好像土地主導權，並非誰搶走了，只是長年不用，早就生鏽了。一旦想起，要重新利用，也需要懂得磨刀，才能夠發揮作用。

有人認為小政府、大市場才是資本主義，這種觀點已經過時。連美國都推動產業政策，積極制定經濟方向，甚至不惜大舉借貸支援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香港還有人在那裡重複夏鼎基或彭勵治的積極不干預，實在讓人尷尬。我不知道夏寶龍商界座談會的目的是什麼，但我隱約看見他在提出香港政府和商界之間的關係應該發生變化，要更好合作，各自扮演應有的角色，簡單說就是改革得更好。改革是為了政府更好服務社會，包括服務商界的發展，沒有人在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香港不需要革命黨，但卻急需改革派，商界和政府都積极參與改革，才是共贏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