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與城市競爭力息息相關

12月1日，研發及生產電腦的惠普公司（HP）宣布將遷離矽谷，改往德州設總部。12月11日，以紅木城為基地的甲骨文表示總部將遷往德州奧斯汀。加上特斯拉老闆馬斯克（Elon Musk）最近表示由矽谷遷家往德州。一時之間，「科企出埃及記」（tech exodus）的說法甚囂塵上。

惠普早於1938年在加州帕羅奧圖起家，被視為矽谷發展的先驅者。有人將最近一輪遷出潮歸因於遙距工作因新冠疫情而普及，令科技企業不必再留在矽谷。德州稅款較低，也是拉因素吸引科企遷入。在商言商，企業何處而棲必然有多個經濟考慮，但其中一點難以忽視的是矽谷一帶的生活成本。

多間科企遷離矽谷

例如《華爾日街報》在有關馬斯克遷出的報道中，便指科技專才不喜歡加州生活成本高昂、房屋不足及交通擠塞。特斯拉正在德州奧斯汀興建4萬平方呎設施，招聘5千人。搬到奧斯汀的矽谷創投公司8VC也向美國傳媒表示，科技搬家與生活成本有關。

根據美國租屋網Apartment List最新統計，吸引不少矽谷人落戶的聖荷西一房單位租金中位數是1,738美元，三藩市更高達2,054美元，而且這些數字乃疫情爆發後大幅跌價的結果。在3月時，三藩市兩房單位租金是3,147美元。相比之下，德州侯斯頓目前一房單位的1,035美元租金中位數可謂吸引得多。

矽谷生活成本高企誠然非一日之寒，樓價急升多時，而且Facebook等大企業仍然留在矽谷，簡化其為「科企出埃及記」或過言過其實。但這幾間科企外走相信也提醒了我們，一個地方若果生活成本等推因素持續，當匯聚商機的吸引力或因時勢減弱，便可能會導致機遇流失。

生活成本損害香港競爭力

對於企業的去或留，香港其實不會陌生。回歸前我們便曾經歷一波製造業北移浪潮。近年政府致力發展創新科技甚至再工業化，期望與創科蓬勃的深圳比翼雙飛，但其必須反思為何許多大企業只願來港上市，卻不肯落戶設總部。其中一個原因顯然就是香港生活成本高昂。根據經濟學人智庫（EIU）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2020》，香港與新加坡及大阪成為全球最昂貴城市，生活成本冠絕全球。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2020年IMD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在亞洲區排名次於新加坡，細項中的「生活費用指數」下跌至60位，近乎敬排末席。

生活成本影響的不只是市民生活，還有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競爭力，以致企業及專才或因而轉投其他地區。香港既亟需產業政策，也要檢討自身條件，改革社會環境，解決現時令人卻步的推因素。當局須明白經濟與社會往往是一體兩面，互相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