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還想以不變應萬變？｜于品海
香港人跟隨英國傳統，每年都有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但兩者之間卻讓人有種若即若離的感覺。香港人在幾個月前聽到了施政報告，然後幾天前又聽取了財政司司長宣讀的財政預算案，但兩份報告都未能讓我們看到前路，就算是要解決面對的挑戰都無能為力，如果要找到政府的施政理念就更是欠奉。這是因為香港的情況高深莫測，還是我們的特首和財爺深藏不露，讓市民找不着頭緒？當然，派錢是最能解決問題的，因為大家既然信不過政府，還是將錢放到自己的口袋更好，就算特首和財政司司長同時認為派錢無法解決香港的問題。
財經政策可以「獨立」制定嗎？
英國首相和財相之間的從屬關係十分曖昧，財相既是首相的閣員，由首相任命，為何又有要求財相獨立思考政策的傳統？最近英國的財相賈偉德（Sajid Javid）突然請辭，原因是不能接受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要求他解散顧問團隊，由首相的顧問團隊取代，以往工黨的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和財相白高敦（Gordon Brown）也發生類似情况。這一次約翰遜和賈偉德其實各有自己的盤算，後者只是借着維護財相辦公室尊嚴和獨立性作為請辭的理由而已。香港的財政司司長和特首的關係是否同樣曖昧不得而知。在梁振英政府時期，就曾傳聞他與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理念不合，據聞不少前特首的所謂惠民政策都被財金官員化解掉。曾俊華理財審慎，更重視平衡預算，對民生關注不多，名聲在外，這亦是當年《香港01》沒有支持他出任特首的原因。然而，香港是否真的有這種經濟官員獨立制定政策的傳統？或者說，任何一個政府內閣都難以想像財政和經濟政策與最高首長的施政理念貌合神離，這種關係只會產生相互制約的效果，政策無從實施。真正的問題應該是主政者無法凝聚團隊的意見，輔助的經濟官員又認為少做少錯，或者不相信主政者的決策，只是要保住自己的職位，終究是一個巴掌拍不響。
有人緬懷港英時期的政府，認為當時施政的執行力很強。兩段時期的差異，有人偏見地認為是回歸造成。但探討問題應該研究得深入一些，稍加論證就知道這種判斷缺乏理據。首先，回歸後的公務員團隊不太熟悉「一國兩制」，不太習慣「港人治港」，大家都在靜觀其變，一些高層甚至用「眼尾」注意着中央政府的態度，在未搞清局勢之前，決策和執行都會慢半拍；其次，民主和問責聲浪高漲，公務員不願意被問責，做事變得謹小慎微，以往的殖民地官員早就熟悉如何「管理」民意，知道四兩撥千斤，給人造成回歸後執行力稍欠的誤解；第三，少了個英國總督，來了個特首，中央又「井水不犯河水」，一些人開始以為香港要成為「三不管地帶」，有人更忙於建立與中央溝通的渠道，對建制體系就自然少了幾分尊重，政治混亂又如何會不成為常態？還有一個最根本原因，高級公務員缺乏政治視野，以往都是聽命令做事，「港人治港」對他們來說或許只是政治口號，工作還是蕭規曹隨，「穩妥」一些為好，毫不意識到政治和行政都需要與時俱進，更不知道自己的歷史角色和擔當，在市民心目中，怠政懶政就成為治理品質驟降的結論。
政府施政最關鍵的是財政和經濟政策，大多數民生爭議都容易在這裏呈現，因此，財政預算案的困局不能簡單說是財政司司長的問題，因為整個經濟治理體系都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包括市民和中央政府。既然大家未形成改革的共識，亦沒有什麼壓力，倒不如延續整個政府和社會一直認識的理財原則來工作。這些財金官員心裏恐怕在想，為什麼要承擔市民不滿意的責任，甚至說市民沒有道理不滿意。
過時又錯誤的財金思維
這個政府和社會都認同的理財原則是什麼？當然就是自由經濟和市場具備神聖地位的信念。可惜這種香港依然當作聖經的意識形態在歐洲，北美都不再流行，原因很簡單，行不通！關鍵就是在施政中它解決不了問題，甚至不斷製造問題。新的經濟理論近年不斷出現，譬如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經濟學家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懷疑傳統經濟學在計算GDP（本地生產總值）時產生的誤導，以為經濟增長可以反映在民生和工資收入上，但現實是兩回事。不少政治家都開始挑戰「大市場、小政府」的理論依據，這次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提倡「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甚至有機會成為總統候選人，這是十年前無法想像的。反對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次按金融風暴之後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成為最暢銷書籍，甚至連《金融時報》著名保守派經濟評論員Martin Wolf都在呼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學必須重構。當然，這些聲音不會傳導到香港政府官員的耳中，估計陳茂波司長亦不會去研究這些振聾發聵的反思，大家對財金官員想必更不會寄予厚望。結論很明顯，我們管理財政和經濟的主導思想既是過時的，又是錯誤的。
很多人認為這種錯誤的源頭是因為我們以往很成功，這是真的嗎？摩托羅拉（Motorola）這家移動通訊業鼻祖曾經風光無限，回歸時許多人依然用着它的手機，如今它已從我們的視野消失。類似的例子還有諾基亞（Nokia）。世界在變，不變就會被淘汰，這既是在說企業，也是在說理論或意識形態，放任的自由經濟意識形態更是如此，因為它連諾基亞和摩托羅拉都不如，從來沒有在現實世界中發過光，只是在一些書生和政客的口中像念經一樣被傳播着。每過一段時間就爆發的經濟危機，赤裸裸地將其不足暴露在大家面前，從來沒有休止過。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的公務員被很多人視為是專業的，然而，它究竟是什麼專業，社會學、政治學、行政學、公共事務管理？就算是專業，也會因時而變，香港的醫生連英國醫生的專業都可以不承認，拒絕他們來港服務，公務員很專業究竟是指什麼就成為疑問。其實，無論是公務員還是醫生，當政治擺在面前，專業只會變成遮羞布，因為利益已經超越專業，與道德和責任對立起來。試想想，一個病人若面對沒有道德的專業醫生，心裏作何感想？或者只能夠在病床上怨命。而專業的財金官員卻繼續迷信資本主義的滴漏效應，偶然間派錢就以為可以解決經濟問題，真是愚不可及。
有人曾經問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什麼不能用儲備建立土地基金，例如用二千億港元收購土地建設公營房屋，這也是《香港01》的倡議，就算用目前制定的最高農地價格，都足以買到一千八百公頃土地。陳司長認為用這筆錢買地毫無困難，而且值得考慮，自己卻沒有這種權力。當然，如此重要事情需要整個政府做決策，但他如果認為這是關乎香港經濟利益的事情，會否極力促成？林鄭特首早前被問到同樣問題時，答案沒有多少分別，用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陳腔濫調來搪塞，只是方式不一樣而己。運輸及房屋局陳帆局長和發展局黃偉倫局長的回答估計會更有意思，他們分別負責土地和房屋，無法回答另一位局長的職責範圍。這種回答亦算合理，因為政府確實是將土地和住房的工作分開，大家不要以為只會隔行如隔山，部門之間也可以擺得下一條黃河。
或者，香港的麵包師傅不需要知道麵粉從哪裏來！事實上，香港的困局從來是不願意承擔責任的人太多，願意帶頭改革的人看不見，動動嘴巴表達同情甚至幫忙流幾滴眼淚的人或者找到幾個。香港人，特別是弱勢群體，只能夠望着麵粉填飽肚子，等待着每隔一段時間的派錢。可恥的是，派錢的人卻經常說派錢不是辦法，等着收錢的人聽到這種說法，實在是哭笑不得。
香港很有錢 為何港人卻很窮？
為什麼香港會被《香港01》笑言窮到只剩下大量儲蓄？確實，因為不少香港人都覺得自己窮，但根據財政司司長的預測，五年赤字之後香港庫房依然可以有接近萬億儲備，毫無負債，試問這個世界有幾個先進經濟體可以這樣？是政府不認為需要花錢嗎？是香港有石油儲備，用之不竭，所以財政如此富裕？其實，過去幾年，政府通過派錢和減免稅項已經耗費超過兩千多億，但卻沒有改變經濟困局，連民望都無法提升，市民的焦慮就更無法減低。這一次派錢後財政司司長民望急升，但不到幾天就打回原形。官員會非常磊落地說，我們不是為了討好民意，而是在專心做實事，然而，他們在那裏裝傻扮懵嗎？民望這麼快下跌，就是因為市民覺得官員不做實事，只知道派錢。可笑的是，就算是派錢，政府都做得難看，行政效率低下，而且顯然不公平。面對質疑，政府現在又要研究如何補漏拾遺，這又是一個政府無能的典型案例。
一年復一年！如果是好事，大家不會介意，但如果是蹉跎歲月之事，我們又如何忍受？不少人笑言不如「一國一制」，至少大多數大陸居民不需要憂愁基本民生需要。但這種玩笑開不得，更無法實現。千萬不要以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國家被香港人逼出來的權宜之計，它是中共認為真正能解決香港、台灣回歸，保證社會繁榮穩定的最佳方法。如果發展到最後，中央在堅守「一國兩制」，香港人卻要走回頭路，那就真是歷史的大笑話。香港政府是否做得好，跟「一國兩制」是否成功無關，而是與「港人治港」是否成功有關。也就是說，我們能否管治好香港才是核心命題。香港人必須討論香港要走一條什麼樣的發展道路，而且要將社會的爭議聚焦在這裏，它不只是選舉模式而已，必須包括我們要實行什麼樣的經濟與財政政策，其中特別包括產業和分配政策。
如果我們袖手旁觀，或者只懂得空喊民主口號，而不將具體問題解決，任由政客和官員予取予攜，經驗告訴我們情況對香港絕對不利。廣義的民主包括人民對施政方向的討論，而不只是探討「真普選」。就好像不少人在爭論香港是三權分立還是行政主導時，只着眼於抽象的政治理念，而忘了政治體制是否有效終究在於能否讓社會繼續前行，為市民解決住房、就業、工資、醫療、教育等議題，這些工作不需要等待做完政改才開始和持續推動。其實，最近西貢區議會爭論一個公園應該起什麼名字而發生激辯就是很好的提示，該公園的建設其實已經停擺多年，大家不如先將公園建設好，市民用來歇歇腳，才去考慮如何做「招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