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為什麼重要？｜于品海

在選舉政治，民意就是一切，但它代表什麼，卻有着各種解讀。在選舉時，得票多少就等同民意支持度；反過來，民意讓政治人物掌握選民情緒，迎合民意能加大自己勝選機會，對於追求權力的政治人物，跟着民意走便成為勝選捷徑，不論民意是否符合施政目標。根據民意走向來制定政策，容易讓人民接受，當然應該被重視，但政策是否有效，尚屬後話，有人認為「過了海便是神仙」，只顧獲得權力更甚於解決問題，這亦可以解釋為什麼一些候選人勝選後民望很快就大幅下墜。這類政治人物大多是「識講唔識做」，然而，他們只要懂得「掌握」民意，還是可以一次次成功連任。

作為政府，不論是民選的還是委任的，都必須尊重民意。什麼是尊重？就是細心聆聽，專業分析，科學判斷，既不應該充耳不聞，亦不需要盲從附和，而是堅持獨立思考，去除傲慢鄙視態度；更不應該以官僚思維與形式主義應付了事，而是從積極角度考慮民意的出發點和背後邏輯，以尊重為前提做出科學判斷，並將分析與判斷用開放和詳盡的手法傳播給大家。一旦決策與「民意」相悖，必須細心解釋，如果決策與民意有一些出入，亦應該有效傳播出入之所在以及背後考慮。如果民意可以構成政策依據，更應該說明大家的共同點，既避免大家誤會政府只是為了迎合民意，還要鼓勵民意朝着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方向發展，形成包括大多數市民在內的一種科學凝聚社會共識的習慣。

政治人物喜歡將自己的觀點當作「民意」，或者硬要在自以為掌握幾個人的想法時就冠以「民意」的標籤，企圖蒙混過關。這當然不是真正的民意，一小撮人在政治博弈中的口號更不是民意。科學收集民意應該是政府堅持的社會治理手段，既要有效集合民意，更要利用它篩除假民意。民意不是數字遊戲，應該是數量和質量並重，但質量的標準容易起爭議，因此在判斷和管理上應該慎重。然而，數量意義的民意亦並非如此輕易獲得，不少人認為民意調查結果就是民意，大多數社會學家知道，民意調查結果可以被問卷設計所影響，一些政黨甚至用這種手法操弄民意，台灣和美國選舉中各大民意機構之間的差異就是證據。

防疫須區分情緒與科學

民意有多種，既有被迎合的民意、可以扭轉的民意、具爭議的民意，還有就是被扭曲的民意。我們俗稱的政客，只懂得「迎合」民意，甚至「扭曲」民意，他們懶得去「扭轉」民意，因為要做大量工作，就算民意極具「爭議」。英國政客利用選民生活質素下降的情緒，將政府治理成效低下的責任扭曲為歐洲移民搶去英國人的工作，激化疑歐情緒，甚至用重奪「主權」作為口號，結果是在澎湃的民粹氣氛下決定脫歐。疑歐派的約翰遜（Boris Johnson）更利用選民被政黨爭議折騰了三年的煩躁，依舊用前任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的脫歐方案，加上一句「搞掂脫歐」（Get Brexit Done），贏取相位，成為利用選民情緒攫權的典型案例。

最近有關「全面封關」的爭論很好說明民意與政策的關係。「全面封關」確實是民意，但這種民意反映的究竟是防疫措施，還是市民情緒，包括恐慌和焦慮的情緒？以往人們對愛滋病無知，以為會飛沫傳播，不少人因此歧視同性戀者，造成極大的社會傷害，這種歧視完全與防疫無關，就是大家對疫情無知從而引起恐慌。這種恐慌是否有道理？不能說沒有。但將恐慌轉移為歧視就必須反對，恐慌可以理解，但歧視絕對錯誤。對武漢肺炎的恐慌當然可以理解，但將「全面封關」作為防疫對策，就不一定是適當的。

有人認為「全面封關」任何時候都不會錯，是防範於未然，不會抵觸任何人的利益。浙江溫州與湖北黃岡「封城」，甚至發布近乎戒嚴的管制措施，更被一些人視為參考指標。然而，溫州與黃岡之所以「封城」，顯然由於當地感染個案眾多，疫情嚴重，必須採取極嚴厲措施阻止社區擴散，「封」的目的是「對內」限制當地居民社交接觸，與「全面封關」鼓吹者只求「對外」截然不同。如果確實有需要，當然必須「全面封關」，甚至像溫州與黃岡一樣「封城」亦無可厚非，但香港情況是否如此，就需要科學判斷。當前是否可以用「防範於未然」這樣的道理去支持「封城」，相信大多數港人會心存懷疑。對於需要往來深圳與香港的各種人員，不論是因為生活或工作，過早封關就是設置歧視的環境。這就說明防疫政策有對應疫情發展的考慮，這種對應性要依靠專業和科學。什麼時候用什麼形式進行「全面封關」，甚至「封城」，它是專業和科學判斷，不是民意可以越俎代庖的。

歐洲中世紀時期，由於教廷的解讀被視作權威，大家都深信太陽是圍繞地球旋轉，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用科學數據證明這種說法不正確。但就算他在1514年已經有這套科學理論，卻因為害怕得罪教徒的「民意」，一直到臨終時（1543年）才願意發表理論。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態度不只是其個人的，而是當時大多數德國人的「民意」，他只是扭曲了該民意，為己所用，甚至不惜讓大屠殺的悲劇發生。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的政策就是民意，鄧小平在文革後必須先強調「解放思想」，才能成功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就是要扭轉極左的民意。後兩種情況或許與科學有一些距離，但聖經與天文學之間究竟誰是科學，應該不難判斷。然而，就算有這種歷史教訓，科學還是會被輕易貶低。前美國總統小布殊就因為宗教原因拒絕支持幹細胞研究，以教會群體為中心的「民意」很認同，說明就算是21世紀，科學依然必須在「民意」面前讓位。這是可悲的。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氣候變暖」嗤之以鼻，在背後支撐其論調的是科學還是民意，大家心中有數。

當然，在選舉中得票多少不一定等同民意支持度，近年經常發生的「含淚投票」就是實例。選民因為反對某些候選人，將票投給他的對手，就算這位對手並不理想，甚至自己根本不認識，亦會無奈這樣做，這能說明民意是支持勝選一方嗎？最近的區議會選舉就是一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選舉亦時有發生類似情況，英國保守黨最近在選舉大勝亦非例外。

這與企業營銷產品的邏輯一致。企業想賺錢，根據消費者喜好設計產品，有利於獲取更佳銷售業績。它既可以迎合消費者要求，供求雙方各取所需，但亦有可能因此生產出無用的產品，滿足一時的需要，但不符合消費者長遠利益，市場上大量對健康有害的食品就是證據；同樣地，政治人物亦會為了滿足民意、討好選民而制訂無用政策。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出現毒死人的食品和害死人的政策，初心都是為了呼應消費者和選民的要求。企業追求利潤，政治人物追求權力，沒有分別，然而，社會為政治與商業制訂的標準顯然不一樣。

領導力立足於專業理性

為什麼大家對企業的道德要求不高，但對政治人物有所期望？因為政治人物必須為公眾服務，其工作必須符合公眾利益，定義上就不符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商業價值。從政者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甚至是因為人民的權益不惜犧牲自己的；相反，企業謀利、無可厚非。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因為現實經常與理論相悖。政治人物為了保住權力，經常犧牲原則，甚至選民利益，當「民意」與「科學」相衝突時，還是選擇以「民意」為依歸。選民懂得分辨嗎？「領導」民意和「迎合」民意是評價政治人物是否有能力的標準，「扭轉」民意或者「扭曲」民意是考核政治人物品格的原則，一些人從政是出於信念，另一些人就是為了權力而從政。通過「扭曲」民意來達到政治目的，滿足一己的私利，是政治小人慣用的伎倆。誰都懂得「迎合」民意，卻較少人能「領導」民意，最具挑戰的則是用道理去「扭轉」民意，或者說誘導民意以符合科學與現實。

醫生和護士都屬於醫療專業人員，包括醫治傳染病，至於防控傳染病則屬於公共衛生管理，是另一種專業。就好像藥劑師和護士都屬於醫護專業，但他們之間的專業能力和培訓完全不同，公共衛生管理專業與醫生專業同樣不能相提並論。傳染病防控管理是與醫療相關的冷門專業，行業的專家可以不是醫生，現任世衛總幹事譚德賽博士（Teros Adhanom）就是醫療管理專業背景，擔任過埃塞俄比亞衛生部長，參與過諸如應對愛滋病、瘧疾等疫症的國際管控，但從來沒有做過醫生。毋庸置疑，當出現傳染病疫情時，醫護人員身處前線，是社會抗疫的關鍵力量，醫護人員希望別人尊重其專業背景，但也應該同樣尊重其他專業人員的判斷，不要過於輕率混淆醫護與傳染病管理之間的專業區分，誤導民意。

如果民意就足以幫助決策，事情會非常簡單，但事實上，民意從來只能簡單表述，或者變化如流水，只要問題稍微複雜，民意就無法完整表達。英國脫歐公投就是一個最佳案例。前台灣總統陳水扁參選時叫囂台灣獨立及加入聯合國，操弄民意贏得選舉，上任後卻被迫承認自己做不到，這是政治與現實的分別，而科學離現實更近。政治通過「迎合」和「扭曲」民意讓某人登上大位，科學卻會讓他遺臭萬年，當然，政客勝選後，民意是什麼就好像不再值得討論。政治人物憑着民粹說詞和漂亮口號，讓人民做了選擇，但不同群體對什麼是脫歐或者台灣獨立其實沒有共識，民意只是回應政客的宣傳伎倆和包裝。結果是英國要承擔極大的脫歐風險，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甚至可能從英國分裂出去，而台灣常年沉醉在統獨的爭論，社會持續撕裂、蹉跎歲月，重大的經濟社會議題都變得毫不重要。

被扭曲的民意不是民主

民意為什麼重要，那是因為大家對民主深信不疑。其實，民主與民意的關係並非如此緊密。兩者的關係既容易被利用和操弄，亦是現代政治的最大迷思。民主是人民普遍認同的政治原則，但其具體的制度設計卻很難有統一認識，選舉是民主制度的一種主要形式，但它並不充分，法治就被視為選舉制度的保證，新聞自由亦普遍被視為民主的條件。正因為民主在制度層面難以完整定義，政客才有了利用其不完整性來竊取政治利益和扭曲民意的機會。民主很重要，但必須要科學認識和發展，就好像治病很重要，但必須用專業方式進行，不然，小病變大病。

一般人懂得治病需要科學對待，卻很難掌握如何科學對待民主，大家七嘴八舌，誰夠膽喊句口號，就有機會成為民主英雄，這是對民主的侮辱與鄙視。民意是對個別事情多種意見的統稱或者說是平均值。在一項社會政策爭議裏可以有一百種民意，而且是根據情況不斷變化著。好像食物，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但卻可能有着各種指向，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的需要，不同時期亦可以流行不同食品，每個人的認知不一樣。如果民意是食物，民主就可以解讀為生命，它們當然有關聯，卻存在着太多與不確定的聯想。

在疫情擴散時，大家希望政府加強人流管理，無可厚非，這確實是民意，但將這種民意政治化，用激進政治手段和包裝來推動，如醫護罷工，甚至訴之於情緒——如醫護在前線非常危險，和恐慌——如不「封關」就會社區爆發，就是利用情緒來扭曲民意，借題發揮，甚至是違反科學，絕不可取。前線醫護是否有危險，當然，但消防員在救火過程中不是也有危險嗎？政府必須為前線醫護提供最佳裝備，減低風險，就好像必須為消防員提供最佳裝備。社區爆發是否有可能，當然有可能，但前提是做好社區防護和有序管控人流，而不是隨意「全面封關」，就好像時候未到，就不應該宵禁或「封城」。渲染恐慌甚至會反過來妨礙抗疫，增加疫情失控風險。一個新鮮的例子是政府需要隔離疑似病人，卻沒有人願意讓隔離營設置在居所附近，就算距離已經滿足科學要求。如何設置隔離營是科學問題，拒絕將其設置在自己家居附近是情緒問題，民意當然會偏向後者，但哪一個應該作為民主的依據，這是大家都應該思考的。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如果民意被扭曲，那就不再是民主，甚至是在破壞民主。民主和民意是否符合科學與現實，或者說，民主和民意會否被政治人物利用或扭曲，這都需要追求民主、尊重民意的人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