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與偏見帶不來自由民主｜于品海
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在報章撰文，指香港是「自由民主陣營的一員」，而香港「最關鍵的深層次矛盾歸根究柢只得一個，就是自由民主模式與中國模式之爭，意識形態大相徑庭」。雖然我與梁家傑先生的觀點有很多不一樣之處，但他是非常值得尊敬和堅守原則的從政者，他對自己信念的堅持在泛民界別和香港傳統精英中極具代表性。
不少信奉「自由民主」的香港從政者都認為香港屬於「自由民主陣營」，它顯然是指香港「想成為」這個陣營的一員，並非已經是。如果已經是「自由民主陣營的一員」，香港就不需要爭取「真普選」，更不應該發生特首或政府主要官員決策背離社會期望的事情，包括修訂《逃犯條例》或制定《禁蒙面法》。我同意香港與內地的衝突是「意識形態」之爭，是「自由民主模式與中國模式之爭」，但意識形態之爭或「模式」之爭對香港的意義何在？它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所在嗎？是否與歐美國家、日本、甚至台灣一樣歸屬「自由民主陣營」，香港就是理想社會，不會發生警暴和騷亂、不會發生住房短缺情況？大家應該思考一下，不要草率下結論，甚至將討論政治化。
梁家傑先生認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只得一個，就是自由民主模式與中國模式之爭」，估計他認為最近的反修例風波就是這種「模式之爭」的具體呈現，亦是「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結果。這種定論恐怕過於草率，因為誰都知道，法國的「黃背心運動」、西班牙的加泰獨立運動、伊拉克的民生衝突都沒有所謂的「自由民主模式與中國模式之爭，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背景。事實上，社會騷亂在「自由民主陣營」中是常見的，對此我們該如何解釋？在過去幾十年，太多政治爭論假「自由民主」之名上演，結果都是政客的玩弄，這兩天美國國會對總統的彈劾案就是例子，總統特朗普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都是以維護民主之名，指摘對方破壞民主，很好地說明了政客如何擺弄「自由民主」。
所謂「自由民主模式」從來沒有在「一國兩制」環境裏實踐過，傳統的「自由民主模式」亦存在於多種政治制度中，如英國的議會制和美國、法國的總統制。既然如此，在「一國兩制」之內，香港這一制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什麼就必須研究清楚。過去22年的經驗證明，香港追求的「一國兩制」存在各種爭議，特別是香港這一制的設計，但它無法用政治口號和簡單推理來說明。一些人認為「一國兩制」就是兩制之間老死不相往來，或者井水不犯河水，估計大多數人今天不會再如此理解；認為「獨立」就能解決「困局」更是不切實際，但持這種想法的人數已不容小覷。
其實，如果不是「自由民主模式與中國模式之爭，意識形態大相徑庭」這種背景，內地與香港就不用實行「一國兩制」。法國、美國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和中國是「兩制」，「意識形態大相徑庭」，但它們之間有來有往，雖然會發生衝突，但關係也很緊密。既然「兩國兩制」都可以基本友好，為什麼「一國兩制」好像更難？香港和內地是「一國兩制」，澳門同樣如此，但香港人認為兩者之間有差異。港澳兩地當然有差異，然而，除了用傲慢與偏見來評價之外，我們能否認真探討差異所在，而不是一句帶過？如果香港人真正珍惜「一國兩制」，為什麼大學教授卻不深究其內涵，只懂得草率評論？如果「兩國兩制」容易明白，就應該用更多精神研究「一國兩制」這種創新制度設計。將「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遇到困難的責任推給中央政府並不公平，更無法解決問題。香港的政治人物應該超越狹隘的政治盤算，不含偏見地思考什麼是符合香港利益的「一國兩制」，更不應以為香港有條件「欺負」中央。任性和無知沒有作用，內地人在歧視面前亦不會沒有脾氣，實事求是尋求解決方案才是上策。
「香港獨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為什麼無法解決問題，而且是最無聊的方式？首先是做不到。如果以為美國或全部西方國家通過「香港人權法案」就能為香港帶來「自由」，那是無知；如果認為「攬炒」或建立「黃色經濟圈」是出路，那是愚蠢。就算不幸做到了，香港只會變成敘利亞和伊拉克，美國自以為「幫助」這些地方擺脫「專制」，結果是生靈塗炭，經濟凋零。香港的出路只能夠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實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我們應該反思的是今天香港是否實行着「一國兩制」，如果是，為什麼是，如果不是，又為什麼不是？那些激進示威者是在「一國兩制」的環境裏進行破壞，還是通過破壞爭取「一國兩制」？其實，究竟我們要保護今天身處的制度還是要改變它，或者是要如何改變以及改變到什麼程度，都是社會應該尋找共識之所在。
我們可以嘗試用多個角度認識「一國兩制」。歐盟是一個「多國多制」的政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國多制」的政治體，澳門、香港、內地就是三制，如果加上以後的台灣，就是四制。為了簡化說法，中共稱呼其為「一國兩制」，然後加個「香港方案」、「台灣方案」、「澳門方案」的後綴。至於歐盟，差不多每一個成員國的政治結構都有一些差異，但都離不開議會制和總統制，統稱為自由民主制度。英國脫歐表面上是因為英國部份民眾不滿意歐盟的移民、經費共享、法律淩駕主權等規則，認為英國身處歐盟讓自己的利益被侵佔。事實是否如此，一兩年之後就會清楚。英國和其他歐盟國家雖然是民主自由政體，歐盟也算，還是會發生衝突，甚至決裂，恰恰證明「多國多制」的「民主自由陣營」之內亦可以存在各種矛盾。
對於「一國兩制、香港方案」，某些人至今認為運作不佳，但理據各異。就以大陸遊客為例，這顯然跟「一國兩制」無關，台灣現政府不認同「一國」，卻非常歡迎陸客，星馬泰更是。香港處理不好大陸遊客，是因為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是「港人治港」做不好，就好像英國自己做不好，將自己的失敗推卸給歐盟一樣。法國和德國同樣要承擔身為歐盟主要成員的巨大責任，又不見得它們要脫歐。這次反修例其中一個理據是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曾經「被送中」，然而李波事件同樣不必然與「一國兩制」相關。李波被抓走屬越境執法，在任何情況下這都是犯法，不是衡量「一國兩制」成效的準則。據稱內地執法人員還從泰國將瑞典公民桂民海抓回大陸，那是「兩國兩制」，所以就算香港是「獨立」的，同類事件都可以發生，不能將其視為「一國兩制」失敗。有人說劉曉波事件影響「一國兩制」，那就更荒謬。相反，「一國兩制」可以避免劉曉波事件在香港發生。
香港立法會曾否決特區政府就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很好地說明了「一國兩制」有效運作；內地人員無法在香港執法，所以才發生越境執法的李波事件，同樣說明「一國兩制」的嚴肅性；香港發生六個多月的騷亂，內地武警或解放軍沒有介入，同樣事件發生在深圳就不一樣，說明「一國兩制」正在運行；香港要跟內地簽署逃犯移交協議，由於香港的決定而又取消，同樣說明「一國兩制」正有效落實。有人擔心2047年會變成「一國一制」，這種焦慮可以理解，但也同時說明香港今天正執行「一國兩制」，大家希望保護它。既然如此，為什麼又要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實踐中的「一國兩制」，甚至鼓吹「一拍兩散」，讓中央將香港提早改為實施「一國一制」？
前段時間有種「攬炒」理論大行其道，可行嗎？開始時，一些人希望和中央政府「攬炒」，幼稚的程度是極致的，結果是笑話。認為美國通過人權法案是另一種「攬炒」，當然也是笑話，眼下中美快將簽署貿易協定，不是更能突顯美國政客在左右逢源、各取所需嗎？後來有人提出建立「黃色經濟圈」，更是兒戲，去「黃店」食飯，有沒有想過店舖業主恐怕大多是「藍絲」、大多數食材來自內地、侍應的制服也很可能是內地工廠製造？更不用說有「藍絲」老闆在餐廳門外貼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衝動的時候，胡思亂想可以變得現實可行，但冷靜下來就要盡快看明白，因為錯誤判斷的代價會愈來愈大。
「自由民主」既可以是一種信念、價值觀、文化追求、生活模式追求，亦可以是制度設計，而且是多樣式的制度設計，將其泛稱為意識形態，未嘗不可，但很容易誤導大家，包括自己。「意識形態」與「模式」兩者有着不同性質，意識形態可以變化萬千，並無定式，甚至隨意被政客擺弄，但「模式」或制度必須實事求是，符合現實可行原則。就以同性婚姻為例，大家本以為台灣在這方面很「自由民主」，但置於公投竟然被否決。其實台灣民意否決的是制度設計，也就是倡議者原意是要通過修改「民法」，將異性婚姻和同性結合等同起來，這就觸碰了堅持異性婚姻的紅線，最終只能夠放棄修改「民法」，用專法來處理，順利過關。在意識形態上，台灣大多數人認可保障同性結合伴侶的權利，卻無法接受自己的生活模式遭到侵犯。這是意識形態與制度設計之間如何兩全其美的極佳案例。
香港大多數人認同民主自由價值和生活模式，《基本法》亦不反對，但在制度設計上，中央政府堅持行政主導的制度，精神上等同美國的總統制，而且提出對主權的制度設計，包括對行政長官的委任權、國家安全立法等，但香港部分人士對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清晰認識，甚至在討論中既用《基本法》條款要求普選，卻對23條立法和中央對治港人士的政治要求視而不見。在這裏，意識形態之爭的格局清晰可見，大家卻不懂得用制度設計去緩解紛爭。其實，就算是成熟的制度都會發生爭論，更何況是試驗中的嶄新制度，既是「兩制」就會有不同觀點，但有些人以為可以用「兩國」的態度來處理，當然更是困難重重，只有認清楚「一國」的基本框架，在符合「一國」的前提下才能解決「兩制」的衝突。
梁家傑先生原是法律專家，有一段時間轉行從政，大家對他的尊重源於其法律地位，包括在政治中堅持法治的重要性，但「自由民主」制度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實現首先是政治議題，不能將討論停留在法律層面。法律界人士習慣了在爭執中尋求共識，但近年法律界將焦點轉移到要完勝對手。很可惜，香港面對的是政治爭執，而不是法律爭執，用法律辯論的技巧來解決政治分歧，就好像企圖用暴力解決政治分歧一樣，徒勞無功。香港人大多希望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生活中，這是否等同屬於「自由民主陣營的一員」，我看未必，更何況「陣營」這種叫法，有種「對抗」的意思。估計中央政府並不害怕面對「對抗」，只不過對抗是否有利於香港市民的生活，梁家傑大律師或許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