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巴士班次管理欠妥 浪費市民時間生命
不少市民都試過巴士久候不至，卻又因不知巴士行進情況，進退維谷。在數據上看，這些情況也許只是巴士或延遲幾分鐘的「小失誤」，但對市民來說卻是飽受夏日炎炎、雷雨陣陣的「切膚之痛」，更甚可能耽誤了不少重要時刻。巴士作為香港第二多人選擇的公共交通工具，它準時與否不僅影響市民的生活質量，更關係到這個城市的效率。然而政府對脫班定義的不合時宜、對脫班監管的不力，政府對智慧出行發展的消極也令問題持續下去，蠶食着這座城市的生命力。
目前，公共交通中，乘客人次排名第二的巴士，所接獲的投訴也是第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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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脫班數據未能反映實況
從數據上看，巴士脫班率似乎並不嚴重。然而運輸署統計的巴士脫班率並不能準確反映巴士脫班的嚴重程度。原因在於運輸署對於巴士脫班的定義與市民對巴士脫班的定義有很大的落差。在運輸署計算巴士脫班率時，只要全日班次總數符合服務規定，便不算脫班；然而對於等候的市民來說，即便整日總班次符合規定，以下情況仍算脫班：巴士在其他時段班次數目較規定多，而在其等候時段缺少一兩班；又或巴士到站的時間有延誤，延誤的程度近乎兩班車的相隔時間等等。同時，當一個班次脫班時，累積等候的乘客增多，部分等候的乘客需要多等幾班車才能上車，進而讓脫班的問題更嚴重。因此，市民受巴士脫班的困擾必然比運輸署呈現的數據要嚴重。
脫班實況： 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
實際上，公眾的體驗和其他機構所得出的數據，都顯示香港巴士脫班問題嚴重，且嚴重影響了居民生活。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提出2018巴士整體脫班率為2.9%，九巴脫班率更高達3.3%，明顯高於運輸署數據。以巴士脫班「重災區」葵青為例，能夠更具體地看出巴士脫班問題的嚴重性和給市民造成的不便。
葵青區的脫班問題不僅普遍存在不同的巴士線路中，且每條線路的脫班比率甚高。該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2018年的一份區內巴士脫班報告指出，葵青區平均有多達84%的巴士線出現不同程度脫班情況。即以全日服務計算，92條以該區作為終點，或途經該區的專營巴士路線中，多達77條有脫班問題。當該區巴士脫班問題嚴重，居民則難以預計、規劃出行路線，影響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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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監管不力 懲罰力度不足
巴士時間表的制定、司機短缺和道路擁擠等固為巴士脫班的重要原因。如今則要指出，政府的監管不力和懲罰系統的漏洞，也令巴士公司難有動力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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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運輸署設有機制規管專營巴士公司的運作，亦有既定程序處理市民的投訴。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230章)，專營巴士公司在專營期內，須維持達至運輸署滿意程度的適當而有效率的公共巴士服務，就其巴士營運資料備存妥當記錄，並按時向該署提供有關記錄。但巴士行車班次延誤或脫班問題持續，不少市民對該署就他們的投訴的回應，仍感到不滿。這顯示運輸署的監察機制不完全奏效。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如專營巴士公司沒有遵從其專營權條款或條例規定，而又未有合理解釋及跟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向該巴士公司施以罰款，金額由首次不超過10,000元至其後最高的50,000元不等。另外，條例亦訂明，如專營巴士公司沒有提出良好因由而未能維持適當而有效率的公共巴士服務，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撤銷該巴士公司經營某路線的權利或撤銷全部專營權。
這些罰則的效力令人懷疑。罰則上限的5萬元對於巴士公司來說，實在是過於缺乏阻嚇力。不僅罰金欠缺阻嚇力，懲罰程序也非常繁瑣、耗時。如上述，運輸署若擬對巴士公司作出法定懲罰，必須首先得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提高了懲罰的門檻，進一步助長專營巴士的氣焰。
智慧交通：提升效益、方便市民
除了政府加強監管、加大懲罰力度以盡量減少巴士脫班、延誤的情況，開放數據，達到智能出行也是長遠方便市民的根本之舉。
比如巴士到站時間預報，利用安裝在巴士上的全球衛星定位裝置（GPS），實時追蹤巴士位置，從而計算巴士到站時間，並透過巴士公司旗下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網站、班次顯示屏等途徑，向乘客發放巴士路線預計到站時間，令乘客更易於規劃行程及掌握候車時間。現時所有專營巴士公司均已透過其公司網站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向乘客提供常規巴士路線的實時到站時間資訊，但仍存在種種問題。例如由於部分專營巴士公司未有開放數據，各類應用程式只提供某一巴士公司的班次到達時間預測，再加上目前不是所有巴士站都具備到站預計電子屏，市民出行時仍甚為不便。
想要解決這些問題，發展智能出行、智能城市，政府必須有所作為。比如在各巴士公司專營權續期時，政府應要求巴士公司開放數據，這樣才能使巴士預測服務更加全面、統一。政府應更積極、主動地推動公共服務機構及商業機構開放數據，讓數據從巴士公司的私有財產，變為社會的公共財產，如此才能更好的發展智能交通系統。比如新加坡開放巴士實時數據後，有市民自行開發「BusUncle」程式，只需透過FB Messenger告訴「巴士阿叔」所在位置和選乘路線，他會提供市民候車時間和相關資訊。智能交通系統的發達不僅方便市民，更能提高城市效益，比如倫敦於2011年開放巴士數據後，翌年該市居民節省等車時間的經濟價值相當於數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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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生命。巴士班次脫班、延誤問題嚴重，而政府在這方面監管、懲罰的不力，對開放數據、發展智慧出行的被動、消極無疑是助紂為虐。這消耗的不僅是市民的生命，更是這座城市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