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工運】萌芽中的公民社會　維穩思維須同步革新

去年八月爆發的深圳佳士工運，餘波至今尚未平息。據「中國勞工通訊」，內地當局在本月20日以「擾亂社會秩序」為由，拘留至少五名維權人士。雖然具體罪名尚未確定，但很可能與最近的工潮有關。值得留意的是，佳士工潮不但獲內地多所大學的學生聲援，其訴求已不單純是改善工作環境和工資，及抗議巧立名目的罰款等，更欲爭取籌建工會的權利，望能集結眾人之力，與僱主公平對話和協商。近年內地「維權」事件此起彼落，組織能力日漸提升，反映工人對勞工權益的重視，當局不宜再以陳舊的「境外勢力」和「維穩」的眼光，看待萌芽中的公民社會。

去年，佳士深圳廠房的工人，因不滿被資方剝削，有意自組工會向資方爭取合理待遇。資方得悉工人的計劃後，搶先成立工會，更把工人代表從談判桌排除，指控工人籌建工會屬違法行為。後來，數十名工人發起維權集會，重提上述訴求，卻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捕，激起民間關注，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院校的學生更發起聲援行動，餘波仍在發酵。

單在去年前五個月，內地發生工運的總數，已比前年同期增加95%，這正正折射出內地的公民社會正在萌芽。隨着經濟起飛，民眾不但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有所提升，同時也意識到個人權利、義務及眼前社會的種種不公，而2011年發生的烏坎村事件就是一大例證。這件甚具象徵意義的事件中，村民代表曾上訪多次，惟未能解決村委會以權謀私，把土地私下變賣謀利的劣行，及後爆發多次示威、衝突。更甚的是，當村民薛錦波被刑事拘捕，被關押三天後「無故死亡」，兩件事情激化了村民的情緒，也令事件受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最後，更需要中共廣東省委交涉、調停，對峙才得以解決。佳士工運或烏坎村事件均反映中國已不能用陳舊的思維處理維權事件。

首先，當局應該反思以「境外勢力」來描述維權事件的不當之處。例如，在《環球時報》的社論——《維權不能脫離理性與合法的軌道》中，批評「外部參與的力量則把矛頭指向中國的工會體制，明顯有意攪動大範圍的社會衝突和矛盾⋯⋯西方媒體則極加宣揚批事有重大意義⋯⋯作為一個支點來撬動中國社會秩序的節奏⋯⋯中國決不能推崇西方式的對抗解決問題的套路，決不能被西方勢力帶了節奏」。

誠然，過去官方多次把維權運動與「境外勢力」拉上關係，或許此舉可激起一些排外情緒，團結內部，但這又是否可讓民眾信服，則不得而知。佳士工運的訴求明確，民眾可輕易找到工人慘遭剝削的證據，從旁人看來，較似是工人被迫上絕路，而作出的抗爭行為。地方政府沒有適時介入，才會令事態升溫。如果把一切社會不公之事都貼上「境外勢力」，不但未能協助民眾爭取公義，讓他們獲得應有待遇，更無異於隱惡揚善的文宣工程，最終難免失信於民。

除了「境外勢力論」外，當局亦應反思封鎖言論的慣常做法。工運爆發後，新浪微博上，大量的相關討論和關鍵詞遭到删除和蔽屏。這種粗野的手法不但令工人有冤無路訴，難以靠引起社會關注和輿論，改善待遇，更會激起旁觀者的好奇心，適得其反，難言與時並進。敢問，若為官者不能從各個傳播渠道得知社會實況，又怎能為民平反不公，改善生活條件呢？

中國40年來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但伴隨民眾對權利的追求，這亦意味着中國公民社會亦趨成熟。有鑑於此，當局亦須反思，處理維權運動的手法是否已經落伍。民眾對「權利」的追求，在當代中國是無可避免的走向，不容忽視，亦難以阻擋。當局固步自封，拒絕聆聽社會的聲音，並非良策。反之，若當局能有效地擺平社會不公，讓民眾知道政府是站在弱勢、受壓迫那邊，反而更有助建立威望，這才是真正的「維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