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事實、文宣難分清　辨別真相靠自己

1944年，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曾「獨具慧眼」地指出，「儘管英國人的政治思想狹隘，但英國在一方面領先我們——他們知道新聞可以成為武器，是箇中的戰略專家」。
作為希特拉的「文宣大腦」，戈培爾不只深明操作新聞以引導群眾思想的伎倆，也明白無論何等「中立」的傳媒，某程度上亦有價值取態。最近，英國廣播公司（BBC）就編製了一套關於虛假信息和新聞的特輯，引用了印度、尼日利亞、埃及、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作例子，以論證「假新聞」是全球現象。不過，這是否等於歐美社會就只是「假新聞」的受害者，且只有西方傳媒才具有公信力？當然不是。

國營廣播機構也參與政變

現時主流的西方傳媒，諸如《紐約時報》、BBC等，它們雖被外界視作最具「公信力」的機構，但他們利用這種公信力在國際間設定議題時，亦曾有過「陰暗」的歷史。

1953年，英、美兩國的情報部門聯手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德（Mohammad Mosaddegh），半世紀後，BBC在自家節目《A Very British Coup》中，直認有份參與其中。誠如伊朗裔歷史學者Ervand Abrahamian指出，英國政府與BBC在這事情中有「共謀關係」︰「（BBC）在整個危機期間，不斷和應前者（英國政府）的說法，即判定『石油業國有化』令政府財政不勝負荷，該國亦不會擁有行業所需的管理和技術訣竅，故對伊朗而言將是一場災難，而且總理摩薩德更拒絕了一系列公平公正的妥協提案」。

更甚者，在推翻摩薩德後，BBC繼續緊跟官方的說法，即是「沒有軍事政變，只有反對『獨裁政權』的自發反抗」。儘管當年的確有民眾上街支持推翻政權，但BBC的論述還是試圖把「政變」描繪成「革命」，以便淡化英美情報機關所扮演的角色，令觀眾失焦。雖然操作手法或有不同，但這種具政治考量的文宣式報道，大概正是特朗普常言的「假新聞」(註一）。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本年的報告顯示，上述伊朗政變僅屬其中一例，而「假新聞」更非專制政權的「專利」，同樣亦可見於美國入侵越南、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等「報道」上。2004年，《紐約時報》更就伊拉克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的報道，發表道歉聲明，承認編輯把關不足，沒有對消息來源抱有懷疑之心。儘管《紐時》的報道「純屬」文字錯誤，但卻被小布殊政府引用，成為出兵的理據之一，發動了一場毫無正當理由的戰爭，為往後十多年的中東亂局埋下伏筆，相信這點《紐時》也無法預視。

「事實」並非全盤「真相」　保持懷疑才是明智讀者

另一位歷史學者Melissa Feinberg亦曾撰文，批判冷戰時期「自由世界」的文宣系統，點出「美國的文宣人員努力在共產黨媒體外，建構一股抗衡的力量，但真相卻未能（因此而）完全浮現」。這句話正好點出了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對新聞報道的影響。

一如當年西方傳媒跟隨官方論述，喜用俘虜（captive）一詞，來形容居住在鐵幕後的民眾，但這除了是「事實」外，亦可屬於意識形態之爭。用「俘虜」一詞表示東歐諸國的人民是活在外國勢力下苦苦掙扎的受害者，這不但暗示他們是「被迫」活在東歐，不用對政府的行為負責，更暗示完全沒有東歐人民真正支持共產主義。而以「俘虜」作修辭及強調共產主義的恐怖統治，反而強化了東歐人民認為自己無能為力的思維模式，只有在西方世界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正如《自由歐洲電台》（RFE）的內部文件指出，通過利用共產主義的邪惡故事來「轟炸」觀眾，電台或會增加聽眾的脆弱感，變相鼓勵聽眾認同自己是俘虜。

RFE亦有專門「揭示共產黨謊言」的新聞節目，在1951年5月的捷克版本中，敘述者宣稱當地媒體報道了不少謊言，並稱按照經驗法則，真相總是黨媒所稱的相反。結果，不少逃離鐵幕的難民接受訪問時，都稱西方電台的廣播內容比當地新聞更真實、客觀，也有難民指他們已遵循節目提出的「相反思維」，稱美國並不存在種族歧視，因為他們已經在波蘭的報紙讀過相關報道。

誠如Feinberg所言，RFE的本來使命是要「抵制」假新聞，而不是「傳播」假新聞；但問題是，RFE堅定不移的反共立場，在某程度上傳播了一些謠言，有人卻深信不移。上述的歷史故事，對理解現今的傳媒生態甚有參考價值。儘管多數人都希望他們的政治信念是建基於事實，而非意識形態，但他們平時經報道接收「事實」時，又有多少是「純粹的事實」，有多少是摻進了作者的意識形態，恐怕毋用多說了。

註一：「假新聞」意指是故意地傳播真假混雜的資訊、或只報道部分事實，以混淆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