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社工．倡議（二）】「一校一社工」不合時宜 須加駐校社工
「青少年問題」成為近年社會各界愈趨關注的焦點。家庭關顧功能失效，教育制度改革緩慢，孩子們身上滿是社會問題的縮影。中學社工作為青少年成長的同行者，承托住學校和家長的期望，卻囿於制度的桎梏和不合理工作負擔，從守門員的角色滑落，「年輕人受到的壓迫，有時並非我們社工處理得到。」
社福政策與社會制度層層相扣，當政策不隨社會需求改變，當制度缺少前瞻性的規劃，政府的服務永遠只能處於「撲火」的狀態。因兒童自殺數字及虐兒率上升，政府終於擬推於2018/19學年增加撥款資源，在小學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相較之下，中學「一校一社工」政策推行十八年來始終未有徹底檢討，有何可取之處，又該如何因時制宜？孩子們的成長路越走越窄，需要的是抗逆力還是聆聽陪伴？中學社工作為青少年成長中不可缺少的安全網，為何漸漸變得有心無力？社福政策應如何改革，才能托住下墜的孩童與背負生命的社工？
本文為中學社工專題第二篇，回顧推行18年的中學「一校一社工」政策，探討漏洞和補救措施。
【中學社工】倡議專題
二. 【中學社工．倡議（二）】「一校一社工」不合時宜 須加駐校社工
五天半的工作時間內，中學社工一般有四天駐校，1.5天回到所屬的服務中心。早上九點回到學校，可以上堂見學生，也可以在社工室等學生來諮詢。午餐時間也適合留給學生。等待五點學生陸續離開學校，社工便着手處理寫文書等行政工作。加班到七、八點，便可以回家。這是Florence形容的「風平浪靜」的工作狀態。
但「風平浪靜」的時間零星可數。這半年來，Florence的學校時常「爆Case」，學生時常對她說，「你怎麼那麼忙，都見不到你。」見不到的時間，駐校社工往往奔波在去家訪、去醫院的路上，面對各式各樣的溝通和協調工作，他們分身乏術。「這半年爆了很多Case，不止我這間學校，近年社會的一些風氣或狀況，都對學校有影響。」Florence認為，社會議題複雜化，社工面對學生早已不是簡單接觸和面對面傾談輔導就可以解決。「要去了解背後的家庭情況和整個社會的議題，」她頓了頓，「每個學生的問題，已經需要放很多時間或者用很多的心力去接觸。」
Florence喜歡接觸年輕人的工作，駐校社工是能直接接觸到學生的工作之一，還能幫助學生接觸到社會不同資源。未入職前，Florence對駐校工作的想像，最為接近風平浪靜的狀態。「現時的教育制度下，學生已經被箍得好緊。社工室應該是讓學生透氣，或是屬於他們空間的地方。」但一入校，Florence就要不停「撲火」處理危機事件，「基本沒有空間做到我想要的理想狀態。」
什麼是理想狀態？——「預防性的工作。」
不難想像，預防性的工作不到位，由潛在個案升級為危機或「爆Case」的機會自然會大大提升，一旦需要將大量時間投入撲火的狀態，便沒有精力維繫預防工作。惡性循環下去，學生、社工，甚至整個教育體系的負擔便只增不減，守護學生的這張安全網搖搖欲墜。
1. 政策18年未有徹底檢討 駐校社工人手不足
現時支撐中學駐校工作的關鍵性政策，是自2000年推行的「一校一社工」政策。回溯學校社會工作政策的演變過程，1971年，開始有社會機構實驗性在中小學推行學校社會工作。1970年代，全港中學達到一名社工服務四間學校的比例，而1980年代已經開始研究將社工人手比例調整至1：1000。步入1990年代，人手調整至一名社工服務兩間學校。令人失望的是，時至今日，社工仍要面對1：1000的人手壓力。
2000年，政府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當局解釋，這是為了「充分善用現有資源為青少年提供適切的服務，以提供他們不斷轉變的需要」，同時，「亦會特別留意有較多學業成績稍遜學生的學校的需要」。時間線拉回到當下，若依照政策的承諾檢視前線工作狀態，是否有善用現有資源、服務是否適切、青少年不斷轉變的需求有否得到正視、不同學校需求是否因地制宜，四大問題問題仍然存疑。
中學駐校社工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個案服務、小組活動和行政工作。曾有社區中心工作經驗的駐校社工Alex透露，他有七成工作時間用於個案服務。坊間有聲音認為，社工工作輕鬆，個案服務等同於和學生聊聊天，便能解決青少年問題。事實上，和學生談話是為了「診斷」學生狀態並發覺潛在個案，潛在個案一旦升級，社工便要花大量時間家訪、進行轉介工作，爭取不同支援幫助學生。根據社聯最新調查顯示，社工平均處理個案時間需要19小時，自殺個案甚至需要33小時，但實際能夠投入的時間僅有14小時。
「出去一趟需要三、四個小時，我留在學校可以看三、四個學生，」Alex解釋，從學校角度而言，駐校社工外出便無法保證學校所需。對他來說，最難處理的是缺課學生或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缺課學生需要經常探訪，「一個月可能要有兩、三次去看他，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2017年底，屯門屯門山景邨一宗母子雙屍命案引起社會譁然，後來發現死者於2011年已經輟學，惟教育局於五年前已無跟進個案。學生缺課數字不容輕視，根據教育局提供2015/16學年缺課的中小學生學生有3,600名，其中有約20名因無法接觸而放棄跟進。根據教育局政策，一旦有學生連續七天缺課，學校應上報教育局相關情況。同時，根據「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除非發生涉及《教育條例》的投訴與嚴重的失誤事件，教育局一般不介入學校日常運作，交予學校和家長協調。
儘管教育局有針對缺課的處理機制，但成效仍然存疑。教協會長馮偉華曾對傳媒表示，懲處的機制含糊，除非是嚴重的錯誤，否則可能只是警告。而教育局將事件交給學校自行處理，亦失去監察角色，更遑論前線社工的工作狀態，難以關顧到每一位已經缺課或有潛在可能性的學生。缺課的「影子學生」鮮有引起社會重視，除了申報及懲處機制不夠完善，教師和前線社工能否及時發現也至關重要，但社工的工作量顯然已經超出負荷。
另一方面，當「爆Case」時社工亦分身乏術。學校發生緊急事件時，會將學生分成不同組別，再安排不同社工進行針對性的輔導工作，「一校一社工」的規例在人手方面自然不足，需要外校社工支援。Florence曾到其他學校支援，她表示，一旦需要支援，就需要花去一整天的時間，顧不上自己學校的學生。在其他學校支援時，Florence和其他學校的社工都會接到本校教師的電話，需要他們解決本校的問題。
2. 「不是沒有資源，而是缺少整合與規劃」
為增加學校輔導專業的人手，自2010/11學年，社署撥出額外開支，從非政府機構安排人手，增加20%的社工，業界稱之為「0.2社工」。然而，這兩成人手並非駐校社工，基本以1：4或1：5的比例，專門做學校小組活動，即預防性的工作。從小組活動層面而言，「0.2社工」可以為駐校社工分擔部分工作，但在繁重的個案服務上，駐校社工仍是處於超負荷的狀態。
學校小組和活動形式多樣，包括工作坊、講座等，不僅針對學生，還會涉及家長和老師。但有的活動僅僅流於形式，Florence指出，有些小組通過問卷形式了解學生，「一份很長的問卷，學生5至10分鐘就完成，你知道那是亂做的。」問卷有什麼效用？問卷可以判斷學生的狀況及其數量，Florence解釋，「因為要量化，對拿資金來說，（若沒有量化結果）你沒有說服力，」問卷轉化為數字，數字成為量化的工具，「但究竟有沒有用，又是另一回事了。」
除了「0.2社工」，還有類似「好心情計劃」引入的「0.5社工」。然而無論是哪一種社工，他們都沒有駐校的要求，學生能見到他們的時間遠不及駐校社工。幾次簡短的活動，很難建立起互信的關係。此外，由於做活動的社工未必來自駐校社工所在機構，要與駐校社工、甚至老師建立良好的關係、磨合工作方式，都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若能整合這些社工支援，根據不同學校的需求增加相應駐校社工的人手，既能兼顧個案服務，亦能設計相對應對活動輔助，或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年來，一旦爆發學童自殺或虐兒事件，政府才急急忙忙成立委員會、增加資金。「為什麼會這麼多零零散散的（計劃）呢？每次社會上有議題出現，（政府）都是丟一筆錢，就當作解決了，沒有去想怎麼樣才能對改變年輕人的狀況有幫助。」活動並非全然無用，Florence指，「不是要減少活動，而是當政府有資源的時候，應該思考如何應用。」她認為將「0.2社工」和「0.5社工」的資源重新整合，足夠增加一名駐校社工的人手，「你多一個人，才能有常規的接觸，才能同學生建立關係。」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為十間中學提供駐校社工服務，範圍覆蓋觀塘和將軍澳。一般中學駐校社工個案數字高達75宗以上，超過既定目標，在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對應的十間中學中，有兩間中學的個案數更超過100宗，於是有的學校會自行多聘請一位社工。然而，在校本管理的背景下，學校自行聘請社工雖然有助於緩解駐校社工的壓力，但由於該名社工隸屬學校，校方未必全面了解社工職能，可能會影響專業工作。
3. 「一校兩社工」非空談 社福規劃應有前瞻性
「一校一社工政策都推行18年了，18年來有沒有檢討過呢？」Penny表示，一眾社工同工都認為應該檢討，現時的青少年問題早已不是18年前「一校一社工」可以處理得了了。「一校需要多少社工？當小學在希望有一校一社工的時候，中學還在叫苦連天。」「現在只能說『好過無』，」Riva說，「這個說法都好慘，為什麼不能再好一些？要『好過無』？」
「政府沒再改變一校一社工的計劃，好像已經settle（定型）了，」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表示，「都已經一校一社工了，還可以做什麼？」小學一校一社工提倡多年，政府終於決定於2018年落實， 「現在在談小學一校一社工，有趣的是，我們社區界和教育界連同一起要求小學社工+輔導老師+全方位輔導計劃，即「1+1+1」，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中學都做不到，小學怎麼做呢？他拿中學作benchmark（基準）。」
在邵家臻看來，政府缺少政策理性。「我不會用『彈性』（來形容社福政策），而是『自願的』。現在政府不再用（五年計劃）這種方式做社福規劃，變成政治先行，『政治』優先於『政策』。所以壓力很大時，政府就即刻做些事，用福利緩和社會矛盾。」在社會輿論和壓力下促就的應激反應並不可取，例如當發生雨傘運動，政府便強調青年政策；當學童自殺潮湧現，便推動幼稚園和小學增加駐校社工。
小學終於會有駐校社工了，這樣不好嗎？邵家臻的語氣低沉了一些，「如果（政策）是建基於學生自殺，我會不會好興奮呢？這條路是要好多人無辜犧牲，才會走出來的。」2017年10月22日，為回應學童自殺潮，包括學生、家長、團體、立法會議員等一行人，舉著寫滿自殺日期的黑布赤足遊行，邵家臻走在隊伍前列。那天陽光燦爛，眾人神情靜默。這段路，或許曾有逝者走過；這場遊行，不知會留在多少人的記憶中。
現時政府和機構基本依靠一年一度的服務檢討，但不少社會服務早已負荷累累，服務輪候時間長、人手不足等問題有增無減，正視說明政府缺少中期和長期規劃。自回歸以來，政府的管治方向大體仍遵循「大市場，小政府」，以經濟利益掛帥的思維主導城市發展，長期下去只會犧牲公眾福祉。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僅是社會福利的一個範疇，政府規劃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方能應對日趨複雜的社會局勢。
事實上，無論是社福界還是教育界，早有聲音提出，中學駐校社工人手不及需求，倡議學校改為「一校兩社工」。2016年學童自殺潮揭露學校安全網千瘡百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指出，「受精神困擾的人趨向年輕化，駐校社工負責全校近千學生，跟進個案亦趨複雜，」並呼籲增加駐校社工人手。儘管政府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並通過不同活動舒緩學生情緒健康的問題，但直到又一宗兒童虐殺案或自殺案出現時，政府才正視在小學實行「一校一社工」。問題是，難道要等到中學再出現令人痛心的事件，政府才要重視中學生的成長需求嗎？
對於複雜化的青少年問題，駐校社工僅是了解問題的第一道安全閥，「一校兩社工」也只是每間基本要求。政府應對全港中學的情況做詳細的普查和比對，針對每間中學的需求提供彈性化的方案。例如有較多雙非、低收入家庭、SEN等特定情況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從人手和社福開支來看，達至「一校兩社工」並非難事。根據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人力需求系統報告書》，大部分社工系學位畢業生未能找到相應職位，學位職位一直供過於求，多年累積下來，社會絕對有足夠人才應付「一校兩社工」。從開支考量，根據2011年增加20%中學社工人手時，全年開支所需費用為2億5,000萬元，就2017/18社福經常性開支預算為798億元，就算實現一校兩社工，開支亦不會造成過大負擔。從社福開支的青少年服務範疇來看，近四年青少年的開支比例增幅低於其他範疇，政府或應考慮增加相應開支，滿足社會所需。
政府常言已經增加社福開支，從數字上來看的確如此。但數字不代表一切，資源能夠與社會所需匹配才是根本。政府亦應避免數字管理的思維，使社會福利變成市場化的管理手段。在小學即將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之時，政府應同步檢視中學駐校社工的實際需求，及早彌補漏洞，方能避免更多慘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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