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孩子不壞．四】社工如一間雜貨店乜都賣　每天輔導卻只半小時

在某主流小學駐校四年的社工黎柏然覺得，小學輔導制度底下，駐校輔導人員猶如陷入工作泥沼，很難個別深入輔導眼前學生。他工作的學校位於公共屋邨，接觸的學生和家長大多基層出身，雙職父母不少。亦有學生的母親患有精神病，社區缺乏照顧的資源，兒子不放心她一人在家，於是缺課。「貧窮、精神病等等，社會所有問題都會在小學裏反映出來——反映在他們子女的身上。」他說。
攝影：鄭子峰
（此為群育學生報導系列之四）

（駐校輔導人員）橫跨的行政小組比副校長要多，有時甚至做表演嘉賓。

「每個社工也有後悔的事」

那主流學校能不能及早看見學生的需要？黎柏然坦言有難度。現時政府並無規定小學必須有常規駐校社工，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制度下，學校可自行選擇向教育局申領津貼聘請學生輔導人員或購買社工服務，該職位職能橫跨政策與組織、個人成長教育、支援教師服務和輔導服務，按他形容，如同雜貨店。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曾經批評此制度未有同時設立學生輔導人員與駐校社工分工合作，即社福界所說的「1+1」制度。黎覺得輔導人員太校本，工作比重端看校長態度：「制度下，大部分時間花在教學成長課、特殊教育需要學生（SEN）小組等等，橫跨的行政小組比副校長要多，有時甚至做表演嘉賓，較少時間做個案跟進。要花額外時間，跟屋企背景較弱的學生建立關係。」他現時約有30多個個案需要跟進，有時也要伴着SEN學生、外出家訪或探病，每天花在一對一輔導的時間大約只有30分鐘，有時甚至整天沒個別見過學生。

好多個案被家庭服務中心拒絕，但又知他們辛苦，正處理的個案可能更嚴峻，如果我的學生家長經常打仔，家庭管教相對太小事。

無法深入輔導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更遑論協助背後家庭，黎柏然記得有小學生跟他說被欺負，當時他正處理另一位喪父學生的問題，後來才知班上有欺凌事件。「我自問學生在校，我就在校，但我亦跟不了所有個案。資源緊絀底下，每個前線社工都有後悔的事。」

個案不夠嚴重 無法有效轉介

發現問題並作出轉介也不容易。一個單親的貧窮家庭，母子對立面雖大，他會先考慮轉介社區支援、做家長教育，群育學校則是最後防線。但轉介過程竟讓人聯想到卡夫卡《城堡》的無止境找尋。「最常轉介的第一是教育心理學家，兩星期來一次，當然SEN評估上幫了很多，但如果學生有事，難聽點說可能等得你都死了。」轉介去其他社區服務則面臨個案不夠嚴重的進退維艱，「好多個案被家庭服務中心拒絕，但又知他們辛苦，正處理的個案可能更嚴峻，如果我的學生家長經常打仔，家庭管教相對太小事。」

我們的生命並不完全，沒有足夠休息和成長，怎樣跟學生相處？

「到幾時有問題？直至要告阿媽虐兒，直接報上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為什麼要去到這一步？在這之前，我找不到有效的轉介服務，無人接到我們的個案。」有時為了改善家庭問題，黎柏然甚至要想方法去補位，例如把學生轉介去相熟的青少年服務中心時，請社工與學生母親見面，或超越權限做婚姻輔導。

黎柏然做社工的初衷，是處理學生情緒行為問題，再為他們連繫社區資源。但初衷能無止境地燃燒嗎？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於2015年調查發現輔導人員平均每周超時工作10.5小時，一年平均處理119個學生個案，意欲離職的人認為每年投標續約、工作沒有保障，工作量太多，直指「不受尊重，仿如打雜」、「學校不重視輔導及SEN學生支援」。他不畏言，這樣下去死的除了是學生，還有前線老師和社工，「我們的生命並不完全，沒有足夠休息和成長，怎樣跟學生相處？」

在處理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方面，主流學校正面對什麼困難？追追趕趕學制底下，有幾多落後的孩子？群育學校工作者認為既然自己與主流學校功能不同，那群育學校的成就，就是看見這些學生不再隱形，甚至能夠幫助社會。詳看下集，或延伸閱讀群育學生報導系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