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 防止虐兒問題糾結　前線社工掙扎「上報」與「不報」

「假如將個案上報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悲劇或可避免。」現職小學輔導員的註冊社工說。五歲女童陳瑞臨（臨臨）疑被父母虐待致死，各界力斥施虐者殘忍，又要求檢討機制漏洞，然而，駭人事件背後，涉及指引、通報機制、人手不足，及保護兒童概念等等。我們要反思的，不只制度問題。

去年底，北京紅黃藍新天地幼兒園被揭虐童，震驚各地。在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服務14年的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陳倩嫻當時接受《端傳媒》訪問，指本地防虐「『安全網』實際操作都很好，一旦啟動調查機制，社署、民間機構、醫院、警方，都會通力合作」。

然而，事隔個多月，香港發生懷疑虐兒慘案，就讀屯門路德會富泰幼稚園、停學逾兩個月的臨臨，疑遭生父陳海平（26歲）及繼母黃曉彤（27歲）虐待身亡，其八歲就讀屯門興德學校的兄長陳瑞逸（逸仔），亦疑遭虐打至滿身傷痕。外界紛紛追問，「安全網」何在？老師曾否察覺有異？校方有否通報社署？「調查機制」在哪兒？為何這「操作很好」的「安全網」不安全？

一探之下，匪夷所思。富泰幼稚園校長余美英稱，校方未見臨臨身上有任何傷痕。但據報，早有老師察覺臨臨有傷。興德學校校長蕭麗珊則說，校方發現逸仔有異，已安排社工跟進並轉介至政府部門，但社署回應指，校方曾就涉事男童的福利事宜諮詢署方，惟事後並無轉介個案。

上報不上報　憂毀個案家庭

社署2015年修訂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下表），當學校發現學生有異，可通知社工跟進，如社工認為可疑，會與校方成立輔導小組，若有需要，會將個案呈交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負責人員將召開由學校社工、老師、執法部門代表或醫生等人組成的跨部門專業會議，以決定是否涉及虐兒案。整個過程需時約兩周，若屬虐兒案，將有連串跟進行動。

不過，什麼情況才算「有需要」向社署上呈，界線並不明確；而更關鍵是，社工何時需要「上報」，也存含糊地帶。

「有血痕、背脊花晒，當然會上報，但如家長一時衝動、次數不太頻密，我可能未必上報。」黎柏然說，過去處理過不少令他甚感掙扎、懷疑虐兒的個案，「若是初犯，我們一定會接觸家長、教育他們。機制上這些要上報，但實際並不會報──這些我已覺得很掙扎。」據黎柏然解釋，社工除考慮兒童的傷勢及安全，還要平衡其家庭福祉，因為「上報後要報警、驗傷，整個過程好傷家庭元氣，怕家庭承受不起」。

根據《指引》，「虐兒」的定義是「對18歲以下人士作出危害或損害其身／心健康發展的行為，或因不作出某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害」，《指引》亦列舉多個「虐兒」常見特徵，並附有「危機評估指引」，以15項「危機因素」評估兒童受虐的「低危」、「中危」及「高危」程度，例如「身體虐待」這因素，三種指標依次為「沒有受傷或輕微受傷」、「身體輕微受傷或出現無法解釋的傷患」、「須即時接受治療或留院」。

有18年社工經驗、曾任職小學學生輔導員的龔偉森也體會到，前線社工不時陷入「上報」與「不上報」這兩難局面：「小朋友自主能力相對較弱，即使施虐者是父母，小朋友仍然想和他們同住。另外，父母有機會被警察拘捕，小朋友會覺得自己做了『衰人』，前線社工考慮到這一點，或不會上報個案。」《指引》列明，為受虐兒童制定福利計劃時，必須了解和顧及兒童的意願和感受，但要審慎行事，以確保能在他們的安全和意願之間取得平衡。

撥款拉開待遇差距

駐校社工流失嚴重　

社署自2000/2001學年起，在中學推行「一校一社工」政策，即為所有全日制中學派駐一名社工，以識別並協助有需要的學生。不過，該政策並不覆蓋小學，即全港575間小學當中，並沒有硬性規定要有社工，而是以「全方位輔導服務」的「一筆過撥款」，按需要自行選擇自聘學生輔導人員，校方可與社福機構合作聘用社工，或繼續聘用學生輔導主任。

由小學自由決定需要，產生了兩大問題：其一，社工薪酬會被壓低，且每年薪金加幅有限，導致流失率極高；結果，不少學校聘用薪金要求低而工作經驗少的輔導人員；其二，中學及小學社工的培訓及要求有異，任職小學的社工未必熟悉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程序，其警覺性亦相對較低。

有經驗如黎柏然和龔偉森，尚且認為「上報」這決定不易做，年資教淺的社工怎麼辦？

「經驗較淺的前線社工不明『轉介』或『諮詢』的分別，不足為奇。」黎柏然指，在教育局「全方位輔導服務」的「一筆過撥款」政策下，駐校社工流失率極高，「聽過初入職社工只有1.2萬元薪金，比標準入職薪酬1.9萬低一截⋯⋯他們做兩三年後，剛熟悉校內環境便離開，（因此）舊個案容易『甩』，新人又要時間去熟習舊個案及與師生建立信任。」

根據教育局資料，在2017/18年度，5班至17班的學校，每所學校可獲296,673元津貼，即平均每月24,722元，而18班或以上的學校，則可獲593,345元津貼，即平均每月49,445元。

按龔偉森多年觀察所得，社福機構一般以八成撥款聘請社工，其餘兩成則用以舉辦活動。至於由哪所社福機構向學校提供服務，則以投標決定，「小學會邀請社福機構入標，並在標書寫下對崗位的期望，包括社工年資、服務種類等。收集標書後會開會審視合約，雖然無明文規定，但通常都是以價低者得，與政府採購情況一樣。如非價低者得，就需要向教育局解釋。」

培訓不足　校務紛雜
小學輔導難做好

龔偉森指出，由於社署規定中學駐校社工必須持有大學學位，而這類學生實習時一定要做個案輔導，「例如會去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中學，自然較為熟悉處理如何虐兒問題」，但小學對輔導人員的要求較低，只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畢業的社工系學生，已符合入職要求，「他們在學時未必需要做輔導或個案，可能搞大型活動、做專題報告已可畢業。」

至社工或輔導人員入職以後，中學及小學的培訓亦有差異。黎柏然說，初入職前，教育局會為所有新的學生輔導員提供五日約40小時的訓練，「內容包羅萬有，但虐兒大概（只）有4至5小時。」教育局會邀請社署人員講解，「有簡介社署處理虐兒程序、個案分析等……就簡介程序而言，他們做得好好，但具體關於如何分析個案的嚴重性，就沒有提及。」據了解，在中學，社署平均每年都會舉辦一次處理虐兒的工作坊，為時一天，由前線社工、社署社工、醫務人員等專業人士擔任講者，從不同角度分析不同虐兒個案的處理方法、援引《指引》的條文，解釋做法。

至於小學，由於是由學校聘任輔導人員，未必隸屬於社福機構，其直屬上司是老師或校長，除了未必具專業訓練處理虐兒個案，若遇上問題，得到的支援相應也較少。另外，黎柏然說，小學社工同時要兼顧跟進個案及校務工作，「聽過有社工朋友要幫忙帶交流團、做家教會司儀、表演嘉賓，而我就要統籌課後補習班。」

面對繁雜校務，黎柏然經常面對艱難的抉擇，「當我出席講座時，若同時有學生告訴我昨日被媽媽打，我就唯有先找個TA（教學助理）或工友幫忙看顧學生……無辦法，如果我不去講座，一定會被校長責罵。」

這情況導致他未能及時照顧學生需要，令他也自覺「有負學生」，「當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沒有人在他身邊，小朋友的安全感會好弱。」

最後，就算前線社工好不容易決定「上報」，有時還會面對社署或遇到「彈case」的難關。龔偉森形容，駐校社工「上報」社署的過程是一場「角力」，因為署方基本上只接《指引》描述的「高危」個案，「有經驗的社工會刻意將個案說得嚴重一些，例如說『好擔心』、『希望社署會接』，不過前提仍是基於事實描述。」

至於從表面看是較輕微的個案，「例如小朋友被父母打，但身體只是少紅、少腫，而且是在考試期間發生，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會（或會）界定發生次數不太頻密，或與管教有關，這我幾肯定會『彈』回。過往，（中、低危個案）召開MDCC（多專業個案會議）的次數不多。」

龔偉森又補充：「社署不會明刀明槍，他們會稱『基於專業判斷，情況不算嚴重』，又或者『不是我們處理範圍』，建議由駐校社工跟進。」至於個案嚴重與否，前線社工或社署社工的判斷可能天淵之別，「老實說，『專業判斷』，有時是『口同鼻拗』。」

而就算是在職社工，向社署求助也頗不容易。據香港政府華員會屬下社會工作主任分會曾發新聞稿指出，向社署查詢人士，一般需要以「書面形式」提出「轉介個案」；不過，有前線社工表示，社署通常會在「口頭溝通」階段便婉拒跟進，「有些會主動問你是否需轉介，有些教你如何處理、但不會主動開case……如果對方願意多提供一些資訊，前線社工就會多明白一些。」

社署的難處，在於人手有限。據社署回覆《香港01》查詢，及記者翻查官方數據（下表），全港11間遍布各區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過去四個財政年度有168名社工及11名主任，社工平均每年處理7,599宗個案，（人均45宗），每年平均跟進2,359宗虐兒個案（人均處理14宗）。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主席梁建雄表示，社工工作量比英美同業多近1倍，他們除要跟進個案，還要兼顧緊急外展工作，嚴重個案更要花一至兩年時間密切跟進。

本文原載於1月22日出版第96期《香港01》周報A10、A11版，現題為編輯重擬。

報章內文所刊之「虐兒組」全稱為「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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